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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马上回答成一句漂亮的话，而是慢慢把自己真正相信的部分说出来：如果把直觉全部压掉，她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也会一起消失。她真正需要的不是变成一个每一步都等证据完全齐全才敢想的人，而是允许自己很快提出结构，同时把“我喜欢它”和“它有证据”分开。猜可以快，信要慢一点。
周老师听到这里，低头在纸上写了几笔。
接下来十分钟，老师们没有继续围着那次失败，而是从几场不同类型的考核里不断抽问题。为什么实验进步以后不继续把实验练到最前？为什么建模任务里要把“空间成片”当成候选预警，而不是直接叫它某种理论现象？如果国家队遇到完全熟悉的传统题，她是否还会下意识换表示？如果一个漂亮的新表示只节省百分之十的计算，却增加百分之五十的验证成本，还换不换？
这些问题并不难得像考试，更像有人沿着她这几个月所有变化，不断拿手指去按最薄的地方。
江遥没有每个都答得漂亮。有一道关于传统理论训练的问题，她说到一半自己觉得不对，停下来改口；另一道问她为什么实验最终没有成为强项，她最开始说“可能兴趣不在那儿”，被老师追问以后，才承认这里面也有能力结构的差异——陆徊会对装置稳定到极小误差产生真正的兴趣，她更多把实验当作让现实反驳自己的办法。两者都重要，但不是同一种喜欢。
负责实验的老师问：“那如果国际赛实验占很大部分，你是不是天然吃亏？”
江遥没有说自己已经够用了。她回答，吃亏的地方当然还在，国家队不是因为一个人理论有特点就可以允许实验不可靠。她现在做到的只是把实验从明显短板补到能稳定承担比赛的程度，离陆徊那种程度仍有差距。如果真的进入五人，后面该练还是要练，只是不应该再把主要成长方向弄反。
老师点了点头，没有继续。
最后五分钟，梁老师把所有材料合上。
“现在不谈某一道题。”他说，“我们假设最后五个人里，每个人理论、实验都必须过最低线，这个你已经过了。那为什么还需要你？”
这个问题终于和前面的不一样。
江遥第一反应是警觉。
因为它太容易诱导出一段自我包装。她可以说自己擅长陌生问题，可以说会重新表示，可以说弱省、女生、成长快，甚至可以把过去几十章里别人夸过她的东西全部装进答案。可这些话一旦说得太完整，就会重新变成那个她刚刚承认危险的“江遥式形象”。
她沉默得比之前任何一题都久。
房间里没人催。
最后她说：“我不知道是不是‘需要我’。如果另外五个人综合表现比我好，就应该他们去。”
梁老师看着她，没有表情。
江遥继续说下去。
“但如果问我能带什么，我觉得是……题目还没有长成题目的时候，我有时候能比较早看见应该问什么。不是每次。有时候我也会看错。只是我比较愿意把原来的问题拆掉，换个角度重新问。”
她停了一下。
“以前我觉得这就够了。现在觉得还不够。因为重新问以后，最难的是知道什么时候别再改了。”
说到这里，她忽然想起那场建模最后四十分钟删掉的东西，想起几年前那个猜出漂亮结构以后不肯停的自己，也想起第一次省队实验二十七时那些被她嫌“难看”的数据。
“所以如果一定要说，”她最后说，“可能是我比较会重新找问题。然后现在开始学会，不让问题一直变成我喜欢的样子。”
房间里安静了几秒。
这不是一个她事先准备过的答案。
梁老师没有夸，只问：“如果明天公布你第六呢？”
江遥的胸口明显紧了一下。
这不是理论问题。
她认真想了很久。
“会很难受。”
“然后？”
“先难受。”
周老师笑了一下。
江遥自己也笑了，却没有把答案改成励志话。“再以后不知道。大学应该还是读物理，至少现在是这么想的。我会想清楚自己到底差在哪里。但我不想现在为了显得成熟，说第六也没关系。”
梁老师这次也笑了。
“行。”
二十五分钟结束。
江遥站起来时，腿比想象中更软一点。她走到门口，梁老师没有像过去那样再叫住她。那扇门在身后关上的时候，她第一次有一种非常清楚的结束感：从全国决赛第四十八，到训练营五十人、十五人、十人，再到最后几场，这条长得像不会结束的选拔，真的已经没有下一张卷子了。
剩下的事情，她做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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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人答辩结束是下午五点多。
教练组通知最终名单不会当晚公布，第二天上午九点统一开会。十个人最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