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我先把最远的一家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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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我先把最远的一家送到(第1/2页)
    三十八家客户里，离白鹭最远的是南岬旅店。
    旅店在澜城以南二十七公里，背后是山，前面是海。晴天开车也要一个半小时，雨天那段泥路能把轮胎吞到一半。老板孙茂每周只要两次货，酒、米、煤油和洗净的床单加起来装不满半辆车。任何账房单看一趟，都该把这条路线划掉。
    我却把南岬排在每天第一张出车单上。
    二〇〇〇年五月，六辆旧车的尾款还没付清，十九家预付店又已用完折扣期。黎真核出车队前三个月的真实成本后，把四条亏损路线用红笔圈了出来。南岬每送一趟平均亏一百一十七元，是最深的一圈。
    黎真对我说：“再跑三个月，孙茂一年的货利也填不上运费。要么加价，要么并到每周一趟。”
    孙茂不同意加价。他在供货合同上只签过按城内统一价结算，路线远近由我们自己承担。那份合同是阿木为抢客户写的，期限一年，提前终止要赔一个月平均货款。若强行改单，南岬不仅有权拒绝，还能把我们违约的事告诉另外三十八家。
    阿木主动认错，愿意从调度分成里补亏损。我没有接受。合同由他签，但我看过总表，也在月底拿过配送利润。生意赚时算大家的，亏时只找一名排车的人，账便成了用来挑替罪者的刀。
    我让杜海跟南岬车走了两天。车清晨六点从北郊出发，先在白鹭装酒，再绕洗衣房装床单，经过鱼市时装冰。三处装货用了一个半小时。送到南岬后，司机空车返回，下午一点才能接第二趟活。真正让路线亏钱的不是二十七公里，而是三次等货和二十七公里空返。
    南岬以南没有我们的客户，却不等于没有货。旅店旁边有两家小渔排，每天把干鱼和鱼露送往城里；山脚有一间木工作坊，替旅店修椅子，回程常要去城西买钉子和油漆；孙茂的妻弟在南岬收椰子，每隔三天雇车进鱼市。三家各自的货都不够一辆车，因此一直付散车的高价。
    我没有先去找三家。我让南岬车连续一周准时到达，哪怕车只装了六成，也不接顺路的临时单。第一天六点出车，八点零七分到；第二天遇雨，八点四十分到；第三天蓝车水箱漏，杜海在半路换车，九点十二分到。每次晚于预计，司机都先在路边电话亭报信，孙茂没有一次站在门口空等。
    第七天，孙茂问我为何明知亏钱还照送。
    我回答孙茂：“合同是我签的一年。先把该走的路走完，才有资格请你替我找回程货。”
    孙茂说：“你可以不告诉我亏多少。”
    我把七趟成本表递给他。车、油、司机、三处等货和空返都分开写，货物利润也在旁边。表上没有要求他补的钱，只在空返一栏留着三行。
    孙茂看完，当天带我去见那三家。他不是被一句诚信打动，而是担心供货商持续亏损，合同到期便再也没人愿意来。若让回程有货，南岬的低价才可能保住。
    鱼露作坊先开价。每坛进城收十五元运费，破一坛要赔八十元，并要求车只装他的货，怕酒箱碰坏坛口。按这个条件，十二坛鱼露只够填一半空返成本，还会挡掉其他货。我没有还价，只请他拿一只空坛去北郊车场。
    杜海在车斗做了一道可拆木栏，坛子之间用洗衣房淘汰的旧床单隔开，酒箱与鱼露分在两侧。车走过最烂的三公里，坛口没有裂。鱼露作坊同意与椰子拼车，破损按实际装载责任分摊，不再要求独占。
    木工作坊的问题更小，也更麻烦。老板不愿固定付钱，只说有货便捎，没有便算。他每次买的钉子、合页和漆不超过两百元，却要求司机替他垫款。一次垫款不大，十家都这样，司机便会变成没有账的采购员。
    黎真给他做了五联小票：工作坊写采购清单并预付八成，白鹭留一联，司机带两联，城西商店签收一联，货到再以最后一联结余。低于五十元不接，超出清单不买。木工作坊嫌麻烦，第一次没有使用；两周后，他的散车在半路淋坏三桶漆，才拿着预付款来填票。
    南岬路线因此从一辆供货车，变成一条两头都装货的线。去程送酒、米、煤油和床单，回程带鱼露、椰子、木工采购单以及旅店要送洗的布草。车在白鹭、洗衣房和鱼市不再分别等货，三处约定凌晨五点四十分前封包，迟到的货等下一趟。装货时间从九十分钟降到三十五分钟，空返率从十成降到一成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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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月，南岬路线不再亏一百一十七元，反而每趟结余四十三元。结余不多，却使孙茂的合同可以按原价跑完。三个月后，南岬附近又有两家小旅店加入，车才真正装满。
    有人后来把这件事说成我会用“以迂为直”。我确实在旧书里读过那四个字，却不是因为绕路便高明。真正的直，是每个参与者都知道车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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