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我先把最远的一家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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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己门口：孙茂要稳定供货，鱼露作坊要少付散车费，司机要减少空返，白鹭要守住一份签得太便宜的合同。路看上去绕，账却没有让任何一家替另一家白跑。
    南岬刚有结余，杜海便在回程车上接了一只没有入单的木箱。
    木箱是码头熟人托的，外面写着机件，答应到城西后付司机三百元。杜海认为车斗有空位，三百元又能进准备金，便没有向阿木报。他亲自坐副驾驶，打算货到再补单。
    车过南桥时，木箱底部漏出油。司机停车检查，才发现里面是四只拆过的旧船泵，残油没有放净。油浸湿两捆待洗床单，也沾到五箱酒的纸壳。车为清理耽误四十七分钟，南岬当晚换洗的床单没能按约送到另一家旅店。
    杜海把三百元退给托货人，自行赔了洗涤和外包装费，仍认为没有造成大损失。他对阿木说：“箱里不是违禁东西，路也顺。错只错在漏油。”
    阿木回答杜海：“错在没人知道车上多了什么。今天漏油，明天若少一只箱，谁证明不是司机拿的？”
    两个人争到白鹭。杜海是老阮安排的人，阿木又掌调度，怎样处理都会被看成我替一边压另一边。我没有先问该罚谁，而是让那辆车当天所有收货人重新核货。五箱酒只有外壳受污，数量无缺；床单能重洗；两家旅店因延误临时换用库存。可木箱没有单据，车若在路上出事故，保险与共同准备金都可以拒赔。
    我让杜海停排车七天，仍拿司机基本工钱，每天随车检查但不能签字。三百元不进准备金，洗涤、包装和旅店临时用布费用由他分三个月偿还。更重要的是，他要把那只木箱从谁手里接、几点装车、谁答应收货完整写下，贴到车场七天。
    老阮当晚来找我，说杜海替车队多挣钱，不该像偷货一样示众。
    我回答老阮：“若他真是偷货，只停七天太轻。正因为他想替大家挣钱，才更要让所有人看见，好意也不能绕过货单。”
    老阮问：“以后路上遇到能赚的钱，都先打电话等你点头？”
    我说：“不用等我。只要有发货人、收货人、品名和责任四项，调度能当场加单。缺一项，钱再多也不装。”
    黎真据此在两联车单背面增加四个小格。临时顺路货不再一概禁止，但必须在车开动前填完。杜海七天后恢复排车，第一个月主动登记了十三笔顺路货，没有一笔再靠事后补单。他也从那时开始保存每位司机的笔迹样本，因为有人不会写全名，只会按手印或画一个记号。
    二〇〇〇年最后一个月，配送客户达到四十一家。六辆车的购置尾款全部付清，原始凭证分别装进六只牛皮纸袋，封口由我、黎真和阿木签名，放进金鸥的三锁票箱。老阮没有持购车凭证，却持有那本写着一成二的合作记要；杜海没有股份，却知道每一辆车的钥匙和每名司机的笔迹。
    南岬旅店在年末送来一块铜牌，上面只刻“第一趟”。孙茂说，他不是我们第一家客户，也不是最大一家，但在车不够时，我们先把最远的一家送到了。阿木把铜牌钉在北郊铁皮棚，下面挂当天六辆车的钥匙。
    我当时喜欢这句话，甚至把它当成自己守信的证明。后来产业增加，铜牌越来越多，我才明白先送最远的一家也会有代价。近处的人若总被要求理解，时间久了，理解便会变成另一种欠账。
    二〇〇一年春天，赵坤在白鹭等了我三次。我都在南岬或北线，没有与他见面。第四次，他不再等，直接买下我们常用酒仓隔壁的库房，又请老阮喝了一夜酒。
    仓库起火以前，赵坤已经开始替我算那条最远的路值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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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我先把最远的一家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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