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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馆在镇江城西一座小山坡上，原是民国时期的盐务公署，青砖灰瓦，回廊深深。楼明之和谢依兰到的时候，天刚放亮。昨夜的雨把石阶洗得发亮，缝隙里的青苔吸饱了水，踩上去软绵绵的，像踩在时间的皮肤上。
姜副处长比他们早。他站在档案馆门口，手里那把折扇换了一把。昨天是素的，今天这把扇面上有画。画的是一枝梅花，墨色很淡，枝干从扇面左下角斜伸出去，在右上角开了三朵。三朵梅花，两朵全开，一朵半开。半开的那朵，花瓣的边缘洇开了一点点，像是画画的人落笔时手抖了一下。
“这把扇子也是谭伯年送的？”楼明之问。
“不是。这把是我父亲的。”姜副处长把扇子合上，“他生前喜欢画梅花。画了一辈子，只画梅花。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画别的，他说，梅花简单。别的花太复杂，画不像。梅花五片花瓣，画得再不像，也是梅花。”
人活到一定的年纪，就会用简单的东西来解释复杂的事。不是因为复杂的事变简单了，是因为复杂的事解释不了，只能拿简单的东西来挡一挡。像用一把折扇挡住半张脸，挡不住全部，但至少能挡住自己不想让人看见的那部分。
姜副处长推开档案馆的门。门轴发出很长的声音，像一声从二十年前传来的叹息。
档案室在二楼最里面。走廊两侧的窗户是老式的木框玻璃窗，有些玻璃裂了，用透明胶带贴着。晨光透过贴胶带的玻璃，在走廊的地板上投下一条一条的光影。胶带挡住了裂纹，但挡不住光。光透过裂纹，把裂纹的形状也印在了地上。
“谭伯年的档案是三天前调出来的。”姜副处长走到一排铁皮柜前，“调阅人是省厅物证科的小周。他调阅的理由是‘协查命案线索’。但小周告诉我，他调阅这批档案，是因为收到了一封内部邮件。邮件里列了一个档案编号，让他去调。发件人的IP，是省厅内网的公用终端。”
“公用终端意味着谁都可以用。”
“对。食堂旁边的阅览室，里面有三台电脑，供查阅内网资料用。谁都可以坐上去，谁都可以发那封邮件。”
楼明之看着那排铁皮柜。柜子很高，从上到下一共五层。每一层的抽屉面上都贴着年份标签。1980-1984，1985-1989，1990至1994。标签是手写的，钢笔字，墨水褪成了淡蓝色。写标签的人大概早就退休了，或者不在了。人走了，字还在。字比人耐活。
姜副处长拉开1985-1989那个抽屉。抽屉滑出来的声音很涩，轨道大概很多年没上油了。里面是一排排牛皮纸档案袋，竖着插放，袋口朝上。每个袋子上都写着名字和日期。名字是毛笔写的，小楷，工工整整。
他抽出一个袋子，放在旁边的长桌上。
谭伯年。1985年11月。
楼明之打开袋子。里面是一沓纸张，有的已经脆得边角一碰就碎。最上面是一份询问笔录，记录人是当时的镇江刑侦支队一名叫“赵仲元”的侦查员。被询问人：谭伯年，男，53岁，青云镇旧时轩古董店店主。询问事由：青云镇青霜门特大杀人案线索核查。
“青霜门覆灭是1985年10月的事。”谢依兰说，“这份笔录是11月做的。”
楼明之翻开笔录。赵仲元的字写得很好，蝇头小楷，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问：你和青霜门是什么关系。答：生意往来。青霜门的人偶尔来我店里卖些老物件。问：卖过什么。答：玉器居多。也有铜钱、瓷器。问：最后一次见到青霜门的人是什么时候。答：10月14日。那天下午，门主夫妇一起来了，拿了一块古玉让我鉴定。我问他们玉的来路，他们不说。我鉴定完告诉他们，这是汉代的和田玉，值钱。他们听了没说话，拿着玉走了。问：之后呢。答：第二天就听说青霜门出事了。
“他撒谎。”楼明之说。
谢依兰看着他。
“10月14日下午鉴定古玉，第二天青霜门覆灭。这两件事隔得太近了。如果谭伯年真的只是一个古董商，他会害怕，会主动向警方提供更多细节，会反复强调自己跟案件无关。但你看他这份笔录——每一句回答都刚好卡在问题的边缘。不多说一个字。这不是清白的人的反应。这是事先排练过的反应。”
他把笔录翻到最后一页。签名栏里，谭伯年签了自己的名字。字迹很稳，稳得不正常。一个刚被卷入特大杀人案的普通商人，在笔录上签名的时候手应该是抖的。但谭伯年的签名，笔画起落干净利落，连最后那一竖都是直的。
“他的古董店在青云镇开了多久？”
姜副处长从抽屉里又拿出一份材料。是一张1983年的工商登记表，上面贴着谭伯年的照片。照片里的谭伯年四十出头，头发乌黑，眼神很定。不是那种温和的定，是那种把什么东西藏得很深、连自己都快忘了藏在哪里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