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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又下起来了。
楼明之站在镇江老城区一条窄巷子的尽头，仰头看着面前这栋灰砖小楼。楼不高，三层，外墙的涂料已经斑驳脱落，露出下面青灰色的砖体。窗户是老式的木框窗，玻璃蒙着一层灰，看不清里面的情形。门是铁皮的，锈迹斑斑，门楣上方钉着一块褪了色的门牌——伯先路十七号。
这栋楼在镇江的地图上不存在。房产登记档案里也查不到。它是这座城市刻意遗忘的一个角落，像一颗被肉包裹住的子弹，时间久了，连疼痛都被忘记了。
楼明之手里捏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条，纸条上是谢依兰今天中午塞给他的地址。她当时刚从镇江图书馆古籍部出来，脸色不太好看，把纸条往他手里一塞，说了句“晚上七点，伯先路十七号”，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他没来得及问为什么。
现在他站在这栋楼前，看着雨水从三楼破败的雨檐上倾泻下来，在路灯昏黄的光线里织成一道密不透风的水帘。七点过了三分，谢依兰还没到。
楼明之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没有新消息。他犹豫了一下，没有催。谢依兰不是那种会无故迟到的人，她没来，一定有她的理由。
他又等了几分钟，雨越下越大，他的外套已经湿透了。巷子里没有避雨的地方，他只能站在那扇铁皮门前，任由雨水顺着领口往下淌。
七点十一分，巷口传来脚步声。
楼明之转头，看见一个人影从雨幕中走过来。不是谢依兰，是一个男人，六十岁左右，身材瘦削，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雨衣，雨帽压得很低，看不清脸。
男人走到楼明之面前，停下，从雨衣口袋里掏出一把老式的铜钥匙，插进铁皮门的锁孔里。锁很老了，铜钥匙在里面转了好几圈才发出咔嗒一声闷响。男人推开门，侧身让开一条缝，朝楼明之偏了偏头。
楼明之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弯腰钻了进去。
门在身后关上了。雨声瞬间被隔绝在外面，楼道里安静得像另一个世界。
男人跟在他身后进来，摘下雨帽。楼明之这才看清他的脸——瘦，非常瘦，颧骨高耸，眼窝深陷，皮肤呈现出一种长期不见阳光的苍白。但他的眼睛很亮，亮得不像是这个年纪的人该有的，像两盏被什么东西点燃了的灯。
“楼队长。”男人开口，声音沙哑，像是很久没有跟人说过话了。
“我早就不是队长了。”楼明之说。
男人没有接这句话。他从楼明之身边走过，沿着楼梯往上走。楼梯是木质的，踩上去吱呀作响，每一级台阶都发出不同的音调，像一架跑调的钢琴。男人走得很慢，每上一级台阶都要停顿一下，不是因为他走不动，而是在等楼明之跟上。
楼明之跟在他身后，目光扫过楼梯两侧的墙壁。墙壁上贴着旧报纸，发黄发脆，上面的日期最晚是二十年前的。报纸下面隐隐约约能看见一些斑驳的痕迹，像是血迹，又像是霉斑，分辨不清。
三楼，走廊尽头的一扇门前，男人停下来。
他从口袋里掏出另一把钥匙，打开门，侧身让楼明之先进去。
房间不大，二十来平米，摆满了一排排铁皮文件柜。柜子很旧，漆面剥落，露出下面生锈的铁皮。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的、混合着纸张霉味和铁锈味的气息。天花板上一盏白炽灯孤零零地悬着，光线昏黄，将整个房间照得像一个巨大的暗房。
男人走到最里面的一个文件柜前，从脖子上取下一根绳子，绳子上挂着一把小钥匙。他用这把钥匙打开了文件柜最上层的抽屉，从里面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楼明之。
信封没有封口，里面装着厚厚一叠照片。
楼明之抽出照片，一张一张地看。
第一张照片拍的是一个葬礼现场，黑白照片，颗粒很粗，像是在很暗的光线下偷拍的。照片正中是一口棺材，棺材周围站着一圈人，面容模糊，看不清是谁。
第二张照片是棺材的特写，棺材盖半开着，露出一张脸。那张脸很年轻，三十岁左右，闭着眼睛，面色灰白，嘴唇发紫。楼明之盯着那张脸看了很久，心跳忽然加速。
他认识这张脸。
不是在生活中认识的，是在档案里。在刑侦支队那间积满灰尘的档案室里，在一份被定性为“意外坠楼”的死亡调查报告里。死者叫方远舟，三十四岁，青霜门覆灭案的主办刑警。
方远舟在青霜门案结案后第三天，从自己家的阳台坠楼身亡。调查报告说他是酒后失足，没有遗书，没有目击者，没有疑点。案子当天就结了，连他的家属都没有提出异议。
楼明之的恩师赵正东曾经说过一句话：“方远舟是我见过的最严谨的刑警，他连喝水都要先看保质期。这样的人，不可能酒后失足。”
赵正东因为这句话，被调离了刑侦支队。三年后，他在一起交通事故中遇难。那起事故的肇事司机至今没有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