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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原单位和老干部工作部门，要加强教育和管理。”
沙瑞金立刻接上：“是的，我们省委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常务副省长祁同伟同志在前不久的会议上，已经严肃批评过陈岩石同志的错误言行，并指示省委组织部、老干局对其进行专门的谈话教育。只是看来，效果还不明显，他的思想转变需要一个过程。”
他本能不想给祁同伟贴金，但这件事是公开的，他无法隐瞒，不如顺势说出来，显得省委早有动作。
祁同伟上面有天线，他现在和祁同伟也没有矛盾，贸然抢功，反而会让关系恶化。
电话那头跳过了这个话题，转而问道：“大风厂的具体拆迁和职工安置问题，你们省委打算如何彻底解决？”
沙瑞金精神一振，这是展现他掌控力和行动力的时候：“请领导放心，我正在主持召开省委临时常委会，专题研究部署大风厂事件的善后工作。我们将组成专项工作组，由省领导牵头，依法依规、公平合理地彻底解决大风厂的产权纠纷和职工安置问题，确保类似事件绝不再次发生。”
一个千人工厂的拆迁，若非闹到如此地步，根本入不了这个层级的法眼。
通常区长处理便可，市委书记过问都算重视。
对方显然也志不在此，得到沙瑞金“正在处理”的承诺后，便不再追问。
然而，紧接着，电话里的语气似乎略微沉下了一分，问出了一个让沙瑞金心头骤紧的问题：
“另外，我们了解到，在昨晚事件发生、情况未明时，省委副书记高育良同志曾紧急打电话向你汇报，但被你的秘书以你已休息为由拦下了。是否有这件事？”
沙瑞金心中一沉。他知道，政法系统的问责线是独立的，高育良肯定也已经接受了问询。
高育良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替他背这个“瞒报”的锅，实话实说是最自然的选择。
他深吸一口气，措辞谨慎地回答：“是的，确有此事。当时大约是凌晨……具体时间秘书有记录。高育良同志打电话来时，我确实已经休息。我的秘书考虑到我连日基层调研非常疲惫，已经睡下，而根据他当时从高育良同志那里了解到的情况——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同志已在现场，局面得到初步控制——因此，他和高育良同志都误判了事态后续发展的严重性和紧急性。所以，我的秘书向高育良同志说明我已休息后，高育良同志并未坚持要求必须立即叫醒我。”
他的表述极其讲究：强调了李达康在场且“控制局面”，将“误判”归为秘书和高育良共同的责任，最后点出是高育良自己没有坚持。
逻辑上似乎能自圆其说。
然而，电话那头的人，岂是能被轻易绕进去的？
“高育良同志的问题，组织上会另行了解。”对方的声音依然平稳，但接下来的问题却如手术刀般精准，直刺核心，“我换一个问法：如果昨晚的事件，后来没有通过网络发酵、没有传播到境外，在你看来，你的秘书拦下高育良的汇报是否合适的？”
沙瑞金喉咙一哽，一时竟被问住了。
这个问题的厉害之处在于，它剥离了“结果”（舆论爆炸），只追问“行为”本身的合理性。
无论怎么答，都是错误。
这次的事情确实是他做错了，哪能通过几句话就完全撇清自己的责任，再厉害的纵横家，也只能通过话语选择相对小一点的责任罢了。
如果回答“不合适”，那等于承认秘书犯了大错，而秘书犯错，根源在于领导的用人失察、管理不力。这直接指向他作为一把手的领导能力和掌控力存在严重问题。作为一把手，如果连自己贴身的心腹秘书都没法管理好，怎么让组织相信他能管好汉东30万干部和8300万人民。
不是说秘书不能犯错，而是说，作为领导最贴心的心腹，领导要在他犯小错的时候，就要引导他改正甚至直接换人，而不能给他犯大错的机会。
秘书要是外放了，就和领导没关系了，就像陈清泉被抓，对高育良基本没有影响；但是如果在职秘书出了问题，现任领导是甩不清的，会被直接质疑领导能力。
如果回答“合适”，也有问题，会被直接认为对事件认知和判断能力不足。
沙瑞金额头微微见汗，大脑飞速权衡。他知道自己昨晚确实大意了，内心深处甚至对高育良的“不够坚持”有些埋怨。但此刻，两害相权取其轻。
对网络舆情发酵速度的误判，是许多干部都可能犯的错误（高育良、李达康不也如此？），这属于“认识局限”。
他咬牙，选择了后者：“领导，我向您深刻检讨。这暴露了我们，特别是我个人，对当前新媒体环境下舆情发酵的迅猛程度和潜在危害，严重估计不足，存在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我们当时依据现场初步反馈，错误地认为事态可控，没有预见到其连锁反应和舆论爆发的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