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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话源自于心学大家陆九渊。
【或问先生，何不着书？
对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这也是经书解读的两大派系。
我注六经，重点在于‘六经’，‘我’必须要一字一句的解读圣贤书中的本意，不允许偏离，也不能牵强附会。
训诂之学，便是这一派的重要分支。
而‘六经注我’的重点则是在于‘我’，即六经只是‘我’表达观点的参照物。
理学大家朱熹，就是这一派的集大成者。
朱熹编写的种种注疏，不知夹带了多少个人私活，圣贤书，只是他表达思想的工具。
圣贤书中的本义，不重要。
重要的是符合当下，或者说‘我’的观点。
在朱熹之前，王安石也是这么做的。
王安石为了推行变法，直接编了一套《三经新义》，并且将其指定为唯一科举用书。
所有考生都要学习《三经新义》，答题也要以此为准。
先占领理论高地，让所有有志于科举的士子，全都学习自己的思想。
如此一来，日后科举入仕的官员，天然就站在改革派一方。
在某种意义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也是受到了《三经新义》的影响。
圣贤本意，我不管！
以我为准，才是最重要的！
滴答！
滴答！
时间缓缓流逝，翻到最后，李杰发现众考官只给范仲淹评了一个五等，堪堪过线而已。
如果不是范仲淹简在帝心，怕是连五等都难。
想了想，李杰提起朱笔，直接批改了众考官的意见。
此策，最低也是个三等。
若不是考虑到前两等不授人，李杰甚至打算评个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