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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你跟他讲人情，他跟你讲道理。绕来绕去，绕了十八年，还在绕。”
台下安静了。
“我们县，有一件积案，告了十八年。十八年，一个人从四十岁告到五十八岁。头发白了，背驼了，牙齿掉了，还在告。他告的是什么？三尺宅基地。三尺地，值多少钱？不值钱。但他告的不是钱，是理。理不顺，给再多钱也没用。”
台下有人低头，有人记录，有人面无表情。
“这件案子，我交给县委办副主任陆浩明同志负责。他今天也来了。他明天要去见那个告了十八年的老人。我问他，你怕不怕？他说，不怕。我说，为什么不怕？他说，我去了，他信我。他信我，就跟我讲实话。跟我讲实话，我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知道了，就能想办法。想了办法，就能解决。解决了，他就不告了。”
台下有人鼓掌。掌声稀稀拉拉，但有人鼓掌。
“我不是表扬他。我是希望大家都像他一样。沉下去，到现场去，到老百姓家里去。蹲下来，听他们说。听完了，想办法。想了办法，去解决。解决了，老百姓的气就顺了。气顺了，社会就稳了。社会稳了，发展就快了。”
他讲了四十分钟，没有看稿子。台下没有人打瞌睡。散会后，有人来跟我握手。认识的，不认识的，都说“讲得好”。我不知道是讲得好，还是赵书记讲得好。但我知道，赵书记的讲话风格，我学了点皮毛。皮毛也是皮，总比没有强。
下午，我和小吴去了柳河镇。调解室在镇政府一楼，不大，能坐十来个人。周德厚已经在了，坐在椅子上，手里拄着一根拐杖。他七十多岁，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眼睛不大，但很亮。旁边坐着他老伴，头发全白了，低着头，不说话。
“周大爷，我是县委办的陆浩明。负责您的案子。”
他抬起头，看着我。“你就是陆浩明？”
“是。”
“我听说你从平川镇来的。你修了路，清了渠，追了假种子的钱。你是个干事的人。”
“周大爷，您过奖了。”
“不是过奖。我打听过。你帮老百姓办了不少事。”他放下拐杖，看着我，“我的事，你能办吗？”
“周大爷，我试试。”
“试试？试了十八年了。换了一茬又一茬领导，都试试。试完了，没结果。没结果，我继续告。告到死。”
“周大爷，我不试。我办。”
他愣了一下。“你办？你怎么办？”
“您先说，您想要什么结果。”
“我要的结果很简单。邻居退地，恢复原状。三尺地，一分不能少。”
“如果邻居不退呢？”
“他不退，我就不撤。告到省里，告到北京。告到死。”
我沉默了一会儿。三尺地，恢复原状。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邻居占了十八年，地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上面盖了杂物间，堆了柴火，种了菜。恢复原状，就要拆杂物间、搬柴火、拔菜。邻居愿意吗？不愿意。不愿意，就谈不拢。谈不拢，就继续告。
“周大爷，我去跟邻居谈。谈成了，您撤诉。谈不成，您继续告。但您给我一次机会。”
他看着我，沉默了很久。
“行。我给你一次机会。但你说话要算话。”
“算话。”
我让小吴去约邻居。邻居姓刘，刘德厚。七十多岁，身体硬朗，嗓门大。他来了，坐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看着天花板。
“刘大爷，我是县委办的陆浩明。负责周大爷的案子。”
“我知道。你来干什么？”
“来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你们来了多少回了？解决了没有？没有。这回又来，还不是走形式？”
“刘大爷，我不走形式。我走心。”
他放下二郎腿，看着我。“走心？你走一个我看看。”
“刘大爷，您占了三尺地。这是事实。您认不认？”
“认。怎么了？那三尺地，是我家的。我用了十八年，就是我的。”
“地是周大爷家的。您占了，就是他的。您用了十八年，也不是您的。”
他的脸红了。“你……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地是周大爷的。您要还给他。”
“不还。还了，我的杂物间怎么办？我的柴火放哪儿？我的菜地怎么办？”
“刘大爷，您还了地，周大爷就撤诉。您不还，他继续告。告到省里，告到北京。告赢了，地还是要还。告输了，他继续告。您愿意跟他耗一辈子？”
刘德厚沉默了一会儿。
“小陆，我跟你说实话。我不是不愿意还地。我是咽不下这口气。他告了十八年，把我告成了坏人。我在村里抬不起头。我孙子在学校被人笑。我老伴气得住了院。他告，我恨。我恨，就不还。不还，他就继续告。继续告，我就更恨。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