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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
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想到，这起惊天大劫案的幕后准备，竟然长达一年半。
张俊的爱人叫李秀梅，在武汉市某化工厂上班。
1994年夏天，李秀梅有天回家吃饭，随口说了一句：“今天我们厂发工资了，财务科堆了好多钱，一万一捆，得有三十多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张俊放下筷子：“你们每个月几号发工资？”
“十号前后吧，不固定，反正那几天。”
过了几天，张俊特意去了趟有机化工厂，说是接媳妇下班，实际上在财务科门口转悠了一圈。
透过窗户，他确实看到了成捆的现金。
三十多万，对一个月工资几百块的工人来说，那就是天文数字。
当天晚上，张俊就找到了马汉庆和周望弟。
“有机化工厂，每个月十号前后发工资，一次三十多万。”张俊压低声音，“那地方偏僻，好下手。”
马汉庆眼睛一亮，他从部队复员之后就没正经上过班，手头紧得很。
周望弟也一样，正愁没来钱的道儿。
“干。”
马汉庆一锤定音。
从1994年底到1996年1月10日案发当天，三个人每个月雷打不动地做同一件事：十号前后，到某银行古田办事处门口踩点儿。
他们像三只耐心的蜘蛛，慢慢织着网。
运钞车几点到、几点走、走哪条路线——记下来。
押运员穿的什么衣服、带没带枪、几个人——记下来。
提款的是哪几个人、长的什么模样、每次提多少——记下来。
办事处周围什么时候人多、什么时候人少、最近的派出所在哪儿——全都记下来。
三个人每个月至少碰两三次头，把各自观察到的情况凑在一起，反复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