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谋攻定局（68）新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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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谋攻定局（68）新的规则(第1/2页)
    酷热的美国新罕布什尔州。
    从7月1日开始，一场关于战后重建世界货币与金融体系的会议，在这里的避暑胜地布雷顿森林镇召开。这是自1919年巴黎和会之后最重要的一场国际会议，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一群穿着西装的经济学家和银行家，在远离战火的宁静山谷里，决定未来世界的财富流向。
    华盛顿山半山腰，宁静凉爽的布雷顿森林小镇，仿佛被盛夏遗忘的世外桃源。这里距离波士顿三百英里，距离纽约的钢筋水泥森林四百英里，距离伦敦的硝烟与废墟则有整整一个大西洋。风景秀丽的白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古松与云杉遮天蔽日，清澈的阿莫努苏克河在峡谷中潺潺流淌，空气中弥漫着松脂与野花混合的清香。
    在这片绿意盎然的腹地，一座文艺复兴风格、外观呈“Y“字形、外墙粉刷成白色、顶上矗立着红色八角形塔楼的西班牙式巨大木质建筑坐落其间。这便是美国煤矿和铁路大亨约瑟夫·斯迪克内于1902年建造的华盛顿山饭店。饭店有着长达八百英尺的门廊，廊柱由一整根根缅因州松木制成，门廊上悬挂着一溜铜质吊灯，每当山风吹过，灯盏轻轻摇曳，发出风铃般的微响。
    70年前，这里接待的是穿着燕尾服来避暑的波士顿婆罗门；七十年来，这里回荡的是留声机里的爵士乐与香槟杯碰撞的清脆声响。而现在，1944年的夏天，这座饭店被征用为战时会议场所，门廊下的铜吊灯换成了明亮的电灯，香槟窖被锁上，取而代之的是底层那间装有彩色玻璃大窗的会议厅——那里将成为新世界秩序的产房。
    7月1日上午十点，会议厅的大门缓缓打开。
    七百三十名代表与顾问涌进大厅，空气中立刻充满了烟草、羊毛西装与皮革公文包的气味。彩色玻璃窗将夏日的阳光切割成斑斓的几何图案，投射在橡木长桌上，像一幅抽象的战时地图。代表们来自四十四国政府，肤色各异，语言驳杂，有戴着圆顶礼帽的英国绅士，有穿着白色亚麻西装的印度代表，有来自拉丁美洲、胸前挂满勋章的财政部长，也有来自中国、在长衫外勉强套上西装的银行家。
    他们在此聚集三周，名义上的议题是商讨战后世界经济重建，以及国际经济合作中的货币金融体系问题。罗斯福总统专门为会议召开发来贺信，由摩根索部长当众宣读。总统的贺词充满了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这次会议将证明，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与持久和平并非乌托邦式的梦想。“
    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会议真正的焦点并不在那些冗长的技术条款里。
    这是代表资本主义世界新兴势力的美元，向代表传统殖民势力的大英帝国之基石——拥有世界货币地位的英镑——发起挑战。这也等于是世界最大债权国美国与最大债务国英国，从经济领域延伸到统领世界的政治主导权展开的博弈。没有坦克，没有航母，没有轰炸机，但这场战争的硝烟同样浓烈。每一句发言，每一个条款，每一次表决，都在重新划分战后的势力版图。
    代表大英帝国下场的谈判代表，是赫赫有名的大经济学者，出身剑桥学术世家、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勋爵。
    凯恩斯走进会议厅时，全场不自觉地安静了一瞬。他六十一岁，身材高大，穿着一件剪裁得体的深灰色三件套西装，领带上别着一枚剑桥三一学院的徽章。他的头发已经花白，向后梳得一丝不苟，露出宽阔而饱满的额头。那双灰蓝色的眼睛深邃而锐利，仿佛能看穿一切经济现象的表象，直达其本质。他的步伐从容不迫，带着一种天生的贵族气度——那是伊顿公学和剑桥国王学院共同塑造的优雅，是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浸润多年的从容，更是一个帝国巅峰时期培养出的自信。
    他身后跟着英国代表团的十几名顾问，其中包括英格兰银行的行长和财政部的资深官员。他们像一群跟随狮王的鬣狗，既依赖他的光芒，又隐隐担忧他的锋芒。
    美国这边派出的是大器晚成的由学入仕者，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的顾问哈利·德克斯特·怀特博士。
    当怀特从侧门走进会议厅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他四十二岁，身材矮壮，穿着一件略显紧绷的棕色西装，领带打得有些歪斜。他的脸庞方正，五官粗犷，头发浓密而卷曲，像一片未经修剪的灌木丛。与凯恩斯相比，他的履历和出身背景相对逊色得多。他出生于立陶宛的波士顿市——一个犹太小商贩之家，幼年跟随父亲来到美国，在贫困的移民社区长大。虽然求学生涯成绩还算优异，从哥伦比亚本科一路拿到哈佛经济学博士学位，但这在参加这次会议的学界大咖、政经要人中不值一提。
    据说，他还是凯恩斯经济学说的仰慕者。十年前在哈佛任教时，他的办公桌上就摆着《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初版，书页边缘写满了密密麻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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