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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贱利，端本清源，自治而物正之义也。
    知此，则谗贼不足以逞，而违此者之为谗贼，不待擿发而如观火。舍是，乃求之告讦以知之，告谗告贼，而不知告者之为谗贼也，宜其迷惑失守，延谗贼于肘腋，而以自危亡也。
    人主明其义于上以进退大臣，大臣奉此义以正朝廷，朝廷饬此义以正郡邑，牧之有守令，覈之有观察采访之使，裁之有执宪之大臣，苟义明而法正，奸顽不轨者恶足以恣行而无忌；即有之，亦隐伏于须臾，而终必败，奚事告讦乎？告讦兴，则赏罚之权全移于健讼之匹夫，而上何贵有君，下何贵有执宪之臣哉？
    且夫为人告讦者，洵不道矣，而愿朴柔懦之民，能奋起以与奸顽争死命者，百不得一也。
    非夫险诐无惮之徒，恶有暇日以察人之隐慝，而持短长操必胜之术，以与官吏豪彊角逐。忘尊卑，轻祸福，背亲戚，叛朋友，吏胥胁其长官，奴隶制其主伯，正春秋之义所斥为谗贼，必杜绝其萌者也。
    知其害而早绝之，则谗无不见，贼无不知，昭昭然揭日月以与天下相守于法纪，吞舟漏网之奸，其得容于政简刑清之日者，蓋亦寡矣。太宗曰：“朕开直言之路，以利国也，上封事者讦人细事，当以谗人罪之。”而其时吏不殃民，民不犯上，韪矣哉！
    十三
    银之为用，自宋以上，用饰器服，与黄金珠玉等，而未得与钱、布、粟、帛通用于民閒。权万纪请采银宣、饶，而太宗斥之，亦犹罢采珠以惩侈耳。后世官赋民用以银为主，钱、布、粟、帛皆受重轻之命于银。
    夫银，藏畜不蚀，鍊铄不减，藏之约而斋之也易，人习于便利，知千百年之无以能易之矣。则发山采矿，无大损于民，而厚利存焉，庸讵不可哉？然而大害存焉者，非庸人之所知也。
    奚以明其然邪？银之为物也，固不若铜、铁为械器之必需，而上类黄金，下同铅、锡，亡足贵者。
    尊之以为钱、布、粟、帛之母，而持其轻重之权，盖出于一时之制，上下竞奔走以趋之，殆于愚天下之人而蠱之也。故其物愈多，而天下愈贫也。
    采之自上，而禁下之采，则上积其盈，以笼致耕夫红女之丝粟，而财亟聚于上，民日贫馁而不自知。既以殚民之畜积矣。且大利之孔，未可以刑法禁塞之也。
    严禁民采，则刑杀日繁，而终不可戢。若其不禁而任民之自采乎？则贪惰之民，皆舍其穑事，以徼幸于诡获，而田之汙莱也积；且聚游民于山谷，而唯力是视以取盈，则争杀兴而乱必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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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山竭泽枯，游民不能解散，而乱必成；即幸不乱也，耕者桑者戮力所获，养游民以博无用之物，银日益而丝粟日销，国不危，民不死，其奚待焉？自非参百年之终始以究利病者，奚足以察此哉？
    呜呼！自银之用流行于天下，役粟帛而操钱之重轻也，天下之害不可讫矣。钱较粟帛而齎之轻矣，藏之约矣，银较钱而更轻更约矣；吏之贪墨者，暮夜之投，归装之载，珠宝非易致之物，则银其最便也。
    不然，汎舟驱车，衔尾载道，虽不恤廉隅者不敢也。民之为盗也，不能负石粟、持百缣，即以钱而力尽于十缗矣，穴而入、箧而胠者，其利薄，其刑重，非至亡赖者不为，银则十余人而可挟万金以去。近自成化以来，大河南北单骑一矢劫商旅者，俄顷而获千缗之值。
    是银之流行，汙吏箕敛、大盗画攫之尤利也，为毒于天下，岂不烈哉？无已，杜塞其采鍊之源，而听其暗耗，广冶铸以渐夺其权，而租税之入，以本色为主，远不能致而后参之以钱，行之百年，使银日匮而贱均铅锡，将耕桑广殖，墨吏有所止而盗贼可以戢，尚有瘥乎？
    天地之产，难得而不易贸迁者，以安民于所止而裕之也；帝王之政，繁重而不取便安者，以息民之偷而节其溢也。旦斸诸山，夕煅诸冶，径寸而足数十人之衣食，奸者逞，愿者削，召攘夺而弃本务，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而走死天下者，唯银也。采矿之禁，恶可不严哉？权万纪之削夺，有余辜矣。
    十四
    贞观十年，定府兵之制，大约与秦、隋销兵，宋罢方镇之意略同。府兵者，犹之乎无兵也，而特劳天下之农民于番上之中，是以不三十年，武氏以一妇人轻移唐祚于宫闱，李敬业死而天下靡然顺之，无有敢伸义问者，非必无忠愤之思兴，力不能也。
    唐之乱亟矣，未有三十年而无大乱者，非能如汉、宋守成之代，晏安长久也。非玄宗罢府兵，改军制，则安、史、怀恩、朱泚、河北、西川、淮、蔡之蠭起，唐久为秦、隋，恶能待懿、僖之昏乱，黄巢起而始亡哉？
    府军之制，散处天下，不论其风气之柔刚、任为兵与否也；多者千二百人，少者百人，星列碁布于陇亩，乃至白首而不知有行陈，季冬习战，呼号周折，一优人之戏而已。三百人之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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