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婆思亲人乡下看女公公恋故土茶馆遇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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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婆思亲人乡下看女公公恋故土茶馆遇孙1(第1/2页)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十九章婆婆思亲人乡下看女公公恋故土茶馆遇孙
    第九十七回婆婆思亲人乡下看女公公恋故土茶馆遇孙（1）
    甄贤婆婆病了，病得有些蹊跷。
    说是生病，却又不像是染上了什么风寒或是感染了什么病菌。她额头不烫，舌头不白，脉象也不乱——月生伯伯请了镇上卫生院的李医生来看过。李医生戴着听诊器在她胸口听了半天，又翻了翻她的眼皮，最后摘下听诊器，说了句让满屋子人都摸不着头脑的话。
    “老太太身体好得很，心跳比我还稳。她这是心病，吃药没用。”
    心病。月生伯伯端着药碗站在床边，碗里的中药汤子冒着热气，可甄贤婆婆连看都不看一眼。她躺在床上，双眼望着天花板，不说话，也不吃饭，就是偶尔叹一口气。
    那口气叹得很长，像是从骨头缝里挤出来的，把满屋子的人都叹得心里头发慌。
    老花猫跳上床，在她枕头边蜷成一团，用脑袋蹭她的手背，她也没有像往常那样伸手去摸它。
    人啊，最容易得病的法子，莫过于生气了。民间早有流传，“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这气，乃是人之根本。气顺了，便是浑身舒畅，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气不顺，那可就浑身是病，无一处舒坦。
    甄贤婆婆便是如此——她本是个硬朗的老太太，每天早上拄着拐棍从巷子口走到街口大榕树下，坐在那块固定的石头上，风雨无阻。看山看水看风景，听风听雨听故事。茶馆里的白胡子老头们都说，甄贤婆婆那块石头是重阳镇最养人的地方，谁坐谁开心，谁坐谁健康，谁坐谁长寿。
    可自从听闻了抗战纪念碑要被拆除的消息，整个人就仿佛被抽走了精气神一般，整天唉声叹气，郁郁寡欢，连那块石头都不去坐了。
    月生伯伯每天早上起来，看见老娘的房门关着，喊她吃饭也不应，心里头跟针扎似的。他把饭菜端到床前，她摇摇头；他把茶水送到嘴边，她偏过头去；他搬了把竹椅坐在床边陪她说话，她只是望着天花板，一言不发。那眼神空空洞洞的，像是在看什么东西，又像是什么都没看。
    说起来，重阳镇政府计划在重阳街外搞个新开发小区，修建新街道，这本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这些年镇上的人口越来越多，外来做生意的、打工挣钱回来买房子的、开铺子的，把老街挤得满满当当，古驿道上连错个车都得小心翼翼。逢场天，挑担子的和骑摩托的挤成一团，卖菜的箩筐和停着的拖拉机堵在一起。修新街，拓新区，这是大势所趋，谁也拦不住。
    可偏生这规划图纸上的红线，就画到了街口那两块碑的位置上。规划局的人带着皮尺和图纸，在街口蹲了整整一个上午，量了七杀碑又量无字碑，在本子上记了一大串数字。七杀碑是文物，动不得——县文化馆早就挂了牌，说这是明末农民起义的历史见证，属于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可无字碑不是文物，它只是甄贤公公当年出征前立的一块石头，上面一个字都没有，在官方档案里连个名目都没有。规划局的人来勘测的时候，拿皮尺量了量，在本子上记了一笔——“无主石碑一座，需迁移”。那“无主”两个字，像两根刺，扎在甄贤婆婆心里。
    消息传到甄贤婆婆耳朵里的时候，她正在院子里给老栗子树浇水。水瓢从她手里滑下来，啪嗒一声掉在地上，水洒了一地，把她的布鞋都溅湿了。她扶着树干站了很久，久到月生伯伯以为她中了暑，跑过来扶她，她摆摆手，说了句：“他们要拆你爹立的碑。”那天傍晚，她没有去街口站着——这是五十多年来头一回。她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对着那棵老栗子树发呆，从夕阳西下一直坐到月上东山。
    自从上次统战和台办的人来过之后，甄贤公公便如同人间蒸发一般，再也没有了新的讯息。那封盖着红章的公函上明明写着“正在办理相关手续”，可这“相关手续”一办就是一年多，从秋天办到冬天，从冬天办到开春，现在又到秋天了，至今也没有下文。
    茶馆门口的老榕树黄了又绿，绿了又黄，白果树的叶子落了又长，长了又落，月生伯伯去镇政府问过几回，大舅也是一脸无奈，说县里报到了省里，省里报到了北京，牵涉到****，审批程序复杂得很，谁也说不准要多久。
    郑光才能回来，是因为他在云南有产业、有退休工资、有明确的身份。甄贤公公在台湾，情况完全不同：他是国民党退役将领，从好的方面说，他曾经为抗日做出过重要贡献，是著名的抗日将领；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他的部队也曾和解放军有过对峙。他当年和几位战友密谋参加起义投诚，计划还没实施，老蒋一纸调令，让部队先去台湾。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些复杂的背景，让他的回乡之路比郑光才难了十倍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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