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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块一张，走到哪都能用”，他赶紧摇头走开，心里有些发慌，总觉得这些人不是好人。
路边还有几个擦鞋的、修鞋的，蹲在树荫下，面前摆着一块木板，等着客人上门；偶尔有几个乞丐，穿着破旧的衣服，手里拿着一个豁口的碗，在人群中穿梭，低声乞讨，有人随手丢一枚硬币，有人则不耐烦地挥手赶走。远处的墙角，还蹲着几个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染着黄头发，嘴里叼着烟，眼神游离地打量着过往的旅客，像一群伺机而动的野猫，那是当时火车站周边常见的闲散人员，有人是无业游民，有人则是扒手，专门盯着那些背着大包小包、看起来老实好欺负的外来者。
他找了好一会儿才找到省汽车站。省汽车站就在马路对面，和广州火车站隔着一条车水马龙的街道，门口同样挤满了人，门口的柱子上贴着“严禁拉客、严禁倒卖车票”的标语，却没人遵守。售票窗口排着长队，队伍歪歪扭扭，根本不像排队，像一群人粘在一起往前挪，推搡、拥挤是常态，有人怕被插队，死死拽着前面人的衣角，有人则趁机往队伍里挤，嘴里还骂骂咧咧。陈建军挤进去，蛇皮袋卡在两个栏杆之间，他用力拽了一下，袋子撕开一道口子。他心头一紧，赶紧检查了一下——还好，撕的是侧面，东西没掉出来。周围的人根本没注意到他的慌乱，依旧自顾自地拥挤、吆喝，没人在意一个外来务工者的蛇皮袋，也没人在意他眼里的紧张。
排了将近半个小时，终于挪到了窗口前。他把头探进去，里面坐着一个穿制服的女人，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脸上带着一丝不耐烦——九十年代的窗口服务，大多带着这样的疏离，每天面对成千上万的旅客，早已没了耐心。
“到樟木头的票，一张。”
“十二块。”
他把蛇皮袋放下来，蹲下身，伸手进去摸那块蓝布。蓝布还在，他松了口气，解开布包，里面是八张十块的票子，他把最外面那张抽出来，折好，剩下的重新包好，塞回袋子深处。他把十块钱从窗口递进去，女人撕给他一张票，找回两个钢镚，叮当作响地落在窗台上，他赶紧捡起来，攥在手里。这时候，他没注意到，身后一个穿着灰色外套的男人，悄悄凑了过来，眼神死死盯着他放在地上的蛇皮袋，手指悄悄伸进了那个撕开的口子，动作又轻又快，周围的拥挤和嘈杂，完美掩盖了他的动作。
他把票揣进裤兜里，抱起蛇皮袋，从人群里挤出来。蛇皮袋似乎轻了一点，他没在意，只当是自己太紧张，产生了错觉——一路颠簸，又挤了这么久，他的胳膊早已酸麻，根本感觉不出袋子重量的细微变化。
候车室在二楼。他把票衔在嘴里，一只手拎着蛇皮袋，另一只手扶着栏杆往上走。楼梯是水泥浇筑的，表面粗糙，有些地方已经破损，露出里面的石子，楼梯上全是人，上上下下的，好几次差点被撞倒。到了二楼，候车室里更是杂乱不堪，几十张破旧的塑料椅子摆得歪歪扭扭，上面坐满了人，有人靠着椅子睡觉，嘴角流着口水；有人在大声说话，口音混杂着湖南话、四川话、河南话；还有人在地上铺着报纸，直接坐了下来，手里拿着泡面，吸溜吸溜地吃着，汤汁洒在地上，散发出一股油腻的味道。
候车室里闷热得像蒸笼，几台老式吊扇在天花板上慢悠悠地转，搅动的风根本吹不到地面，反而把空气中的汗味、泡面味、霉味搅得更浓。他身上的汗衫已经湿透了，贴在背上，黏糊糊的，额头上的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滴在蛇皮袋上。他想把蛇皮袋打开透透气，但周围全是人，行色匆匆的人擦肩而过，有人眼神飘忽，有人盯着别人的行李打量，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动——母亲的叮嘱在耳边响起，要保管好自己的东西，这里不比家里，人心复杂。
他把手伸进蛇皮袋，摸了一下蓝布包的位置。
蓝布包不见了。
他愣了一下，以为自己摸错了位置。他把袋子里的东西往外掏——衣服、裤子、烙饼——掏了个底朝天。没有。蓝布包不在里面。
“不……不可能……”他喃喃自语，声音发颤，手开始不受控制地发抖，“我明明放进去了，怎么会没了？”他把蛇皮袋翻过来抖了几下，布料摩擦的声音在嘈杂的候车室里显得格外刺耳，却什么都没有掉出来。他又把衣服一件一件拿起来抖，指尖慌乱地摩挲着每一寸布料，连衣角的褶皱都仔细摸了一遍，可那熟悉的蓝布触感，那崭新的纸币质感，始终没有出现。
周围一个同样扛着蛇皮袋、操着四川口音的大哥注意到了他的慌乱，凑过来低声问：“兄弟，咋了？丢东西了？”
陈建军抬起头，眼睛通红，声音带着哭腔：“大哥，我……我钱没了，八十块，我娘省吃俭用攒的，是我来广州的全部钱啊……”他的声音哽咽，话都说不完整，胸口像是被一块巨石压着，喘不过气来。
四川大哥叹了口气，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里满是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