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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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南下(第1/2页)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之中,南方的广东更是站在了浪潮的前沿。1990年的广东,早已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桎梏,市场经济的嫩芽在这片土地上疯狂生长,“南下淘金”成为无数内陆年轻人心中最热切的向往。那时的广东,到处都透着一股破土而出的躁动与生机,也藏着底层谋生的艰辛与不易——边境口岸的货车日夜不息,载着廉价的小商品与满怀希望的打工人;新兴的工业区刚刚起步,厂房多是临时搭建的铁皮房,机器轰鸣声不分昼夜;街头巷尾挤满了操着各地方言的外地人,他们背着破旧的行囊,眼神里满是迷茫与憧憬,像一群追逐光的候鸟,一头扎进这片陌生的土地。没有完善的务工体系,没有规范的用工制度,暂住证是打工人的“护身符”,没有它,便如同无籍之徒,随时可能被联防队查验、遣返;工厂的工资普遍偏低,加班是常态,食宿条件简陋,却依然挡不住一波又一波年轻人从湖南、四川、河南等地涌来,只为能挣一口饱饭,为家里减轻负担,为自己拼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92年的春天,我也背着简单的行囊,跟着同村的老乡,挤上了南下广东的绿皮火车。火车里拥挤不堪,汗味、烟味、泡面味混杂在一起,老乡拍着我的肩膀说:“建军,到了广东好好干,咱农村娃没啥本事,就靠一身力气,总能混出个人样来!”我攥着母亲塞给我的十块钱,用力点头,心里又慌又盼——慌的是前路未卜,盼的是能早日挣到钱,让父母不再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这便是我最初最简单的心理,带着几分青涩的莽撞,一头扎进了千万南下打工人的洪流里。
    1995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暖融融的阳光穿透云层,洒在樟木头汽车站的每一个角落,驱散了残留的一丝凉意。相较于1990年我初来时的荒芜与混乱,此时的樟木头已经热闹了许多,水泥路取代了当初的土路,沿街的商铺多了起来,只是空气中依然混杂着尘土、汗水与廉价香烟的味道,那是属于打工人的味道,熟悉又陌生。
    我站在樟木头汽车站的出口,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绿色帆布包,包上还打着两个补丁,那是母亲用旧衣服缝补的,指尖摩挲着补丁,心里泛起一阵暖意,又生出几分酸涩——出来三年,我还没能让母亲过上好日子,这补丁就像我未完成的诺言,沉甸甸压在心头。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烟盒纸,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写着一个地址,那是老乡给我介绍的新出租屋,比之前住的铁皮房稍微宽敞一点。阳光很好,刺眼却不灼热,到处都是人,摩肩接踵,嘈杂的声音扑面而来——有商贩的吆喝声,有老乡间的寒暄声,有孩子的哭闹声,还有远处工厂下班的哨子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南下打工人最熟悉的背景音。
    卖茶叶蛋的老太太蹲在路边,面前摆着一个铁皮桶,热气腾腾的茶叶蛋散发着诱人的香气,一块钱两个,是我们这些打工人最常吃的加餐。她见我站在原地发呆,笑着招呼:“后生,来两个茶叶蛋不?暖身子,也顶饿!”我摸了摸口袋里皱巴巴的零钱,摇了摇头,低声说:“不了阿姨,省点钱。”老太太叹了口气,没再劝说,眼里满是理解——她见多了我们这样的打工人,每一分钱都要掰着花。
    发廊门口的女孩烫着夸张的大波浪卷发,穿着紧身的连衣裙,脸上涂着淡淡的口红,对着来往的路人露出羞涩又热情的笑容,那是90年代最流行的模样;不远处的录像厅门口贴着花花绿绿的海报,音箱里反复播放着林依轮的《爱情鸟》,旋律轻快又洗脑,引得几个年轻工人停下脚步,跟着节奏轻轻哼唱,那歌声里,藏着他们对爱情的憧憬,也藏着对家乡的思念。我站在一旁听着,心里也泛起一阵酸楚,想起了老家的田埂,想起了母亲做的饭菜,眼眶微微发热——我也想家,可我不能回去,没挣到钱,没实现诺言,回去也只能让父母失望。
    “九零、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五……”
    我在心里一遍遍地数着年份,指尖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指节有些发酸。数到九五年的时候,才猛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来广东三年了,距离1990年那场席卷全国的南下潮,也已经过去了五年。这五年里,广东变了,变得越来越繁华,越来越热闹;我也变了,褪去了初来时的青涩与怯懦,多了几分沧桑与坚韧,可心底那份对家的牵挂,对未来的迷茫,却从未减少。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粗糙、布满老茧,还有几处浅浅的疤痕,这都是三年来,注塑机留下的印记,每一道疤痕,都藏着一段咬牙坚持的日子。
    三年,一千多个日夜,我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乡下小子,变成了玩具厂注塑车间的熟练工。刚进厂的时候,我连注塑机都不会操作,常常被组长骂得狗血淋头:“你这后生怎么这么笨?教了你好几次都不会,再学不会就卷铺盖滚回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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