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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撕碎的录取通知书(第1/2页)
一九九一年八月，湖南岳阳，麻塘镇。这时候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浪潮里，南方的特区早已热火朝天，可湘北的小镇还浸在农耕时代的慢节奏里，改革的风刚吹到这里，带着几分试探，也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躁动。长江边上的夏天热得像蒸笼，空气里全是水腥气、稻田里发酵的沤肥味，还有远处榨油坊飘来的菜籽油香——那是镇上为数不多的“工业气息”，一台老旧的榨油机吱呀作响，从早到晚不停歇，成了麻塘镇最固定的背景音。
陈建军家的红砖房子盖了七八年了，是村里最早一批盖红砖房的人家，只是墙面没来得及粉刷，雨水冲出一道道灰黑色的泪痕，墙角还长着几丛青苔。那时候村里大多还是土坯房，红砖房便是家境尚可的象征，只是这“尚可”，也仅限于不缺遮风挡雨的地方。屋前那棵老槐树的叶子蔫头耷脑，连狗都趴在树荫下懒得动弹，舌头伸得老长，喘着粗气。远处的田埂上，偶尔能看到几个扛着锄头的村民，草帽压得很低，脚步拖沓，脸上是被日头晒得黝黑的疲惫——这是90年代初的农民，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面朝黄土背朝天，最大的盼头，就是地里能多收几担粮，孩子能有出息，跳出这方水土。
傍晚六点多，日头还没落尽，天边烧成一片暗红，把长江水面染得波光粼粼，远处的采砂船还在作业，马达声断断续续飘过来，和蝉鸣、蛙鸣搅在一起。陈建军蹲在屋后的水塘边洗脚，裤腿卷到膝盖以上，小腿上糊着稻田里的黑泥，指甲缝里也嵌满了泥垢，洗都洗不干净。他刚帮父亲打完最后一茬农药，背上的皮肤被药桶勒出两道红印，汗水蜇得生疼，身上还带着刺鼻的农药味——那时候的农药没有太多防护措施，村民们都是背着药桶直接喷洒，呛得人直咳嗽，却也只能硬扛，这是地里的“救命药”，容不得半点马虎。
“建军！建军！快回来！有好事！”
母亲的声音从屋前传来，尖锐得有些失真，带着几分慌乱，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在傍晚的小镇上格外清晰。那时候没有手机，村里的消息全靠喊，谁家有个大事小情，一声喊，半个村子都能听见；邮递员送信也全靠步行或自行车，每周来两三次，每次来都能围上一群人，盼着能收到远方亲人的书信，或是像录取通知书这样的“喜报”。
他愣了一下，心里猛地一跳——这个时候，能让母亲这么激动的，除了录取通知书，还能有什么？赤着脚踩过碎石路绕到前院，碎石子硌得脚底生疼，却不及心里的悸动滚烫。母亲站在门口，手里捏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边角有些磨损，却被她攥得紧紧的，指节都泛了白，脸上的表情很奇怪——嘴角像是要往上翘，眼眶却先红了，眼角的皱纹里还嵌着没擦干净的灰尘。
“邮递员刚送来的，”母亲的声音发颤，指尖都在哆嗦，小心翼翼地把信封递到他面前，“你的！镇上张老师刚才还过来问，说你今年肯定能中，没想到真的来了！建军，你出息了啊！”
陈建军的目光死死钉在信封上，印着的几个黑体字——“岳阳农业学校”，字迹清晰，旁边还印着一个小小的校徽图案，那是当时中专院校的标配。他的心脏“咚咚”狂跳，指尖发麻，几乎不敢去接，心里又喜又慌：喜的是熬了两年，终于考上了；慌的是，家里的条件，能供他去读吗？1991年，中专还是很多农村孩子的“首选”，考上中专，就意味着能转城镇户口、毕业包分配，吃上“商品粮”，不用再像父辈一样种地，这是当时最体面、最稳妥的出路，比现在的重点大学还要让人羡慕。
堂屋里光线昏暗，十五瓦的灯泡吊在房梁上，电线有些老化，垂下来一小截，风吹过就轻轻晃动，照得每个人脸上都是黄乎乎的，连墙上贴的“农业学大寨”标语都显得有些模糊——那是几年前贴的，边角已经卷起，却没人舍得撕，像是一种念想，也像是那个时代的印记。父亲陈德贵坐在竹椅上，那把竹椅已经用了十几年，椅面磨得光滑发亮，膝盖上摊着那张录取通知书，他已经看了好几遍，烟叼在嘴里忘了点，烟灰积了长长的一截，落在了通知书的边角上，他也浑然不觉。他的心里翻来覆去都是那笔学费，脸上没什么表情，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沉甸甸的。
大哥陈建国——不对，他才是陈建军，大哥叫陈建国——大哥蹲在墙角磨镰刀，镰刀是家里最常用的农具，磨得锃亮，他头也没抬，手里的动作却慢了下来，耳朵竖得老高，显然也在听着屋里的动静。那时候的农村，家里的长子大多早早辍学，帮着家里种地、挣钱，供弟弟妹妹读书，陈建国就是这样，读完小学就没再念了，一辈子和土地、农具打交道，脸上带着与年龄不符的沧桑。他心里清楚，弟弟考上中专是好事，可家里的难处，他比谁都明白，心里暗暗盘算着，要是弟弟真的去读，自己就再多打几份零工，哪怕累点，也得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