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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依兰站在巷子七号门口，已经站了整整四十分钟。
雨小了一些，从暴雨变成了那种细密绵长的雨丝，斜斜地织下来，在路灯昏黄的光晕里泛着银色的光。巷子是镇江那种最老的石板巷，青石板被几十年的雨水磨得发亮，每一块都像一面幽暗的镜子，倒映着巷口那盏半死不活的路灯。两边的房子都是民国时期的老宅，青砖灰瓦，门楣上刻着模糊的石雕花纹。整条巷子只有三盏路灯，一盏在巷口，一盏在巷尾，中间那一盏恰好照在七号的门牌上。七号的门牌是蓝底白字的搪瓷牌子，边缘锈了一圈，但字还在，清清楚楚地写着“青霜巷七号”。
谢依兰收了伞。不是雨停了——是伞挡住了她的视线。身为民俗学者，她有一个职业病：看东西必须毫无遮挡。伞面会割裂光线，伞骨的影子会干扰她对建筑结构的判断。更重要的是，她需要两只手都空着。她的右手插在外套口袋里，口袋里有一把弹簧刀。刀是楼明之给她的，说以备不时之需，她当时还笑他说她从小练的点穴术比刀好用，但他还是坚持让她带上。她没拒绝。她发现自己越来越不拒绝他递过来的东西了。
四十分钟，足够她把七号的外墙结构仔仔细细地观察一遍。墙是青砖的，砖缝里填着白灰，年久失修，有些地方的灰浆已经掉光了，露出指头宽的缝隙。大门是老式的木门，黑漆剥落了一大半，露出下面灰白的木纹。门楣上方有一个暗格——她跳起来摸了一下，一般人注意不到，但她练过轻功，一眼就看出那个位置是故意留的。门上没有锁。不是锁被撬了，是压根就没有装锁。她试着推了一下，门纹丝不动。不是锁住了——是有人在里面用东西抵住了门。也许不是今天。可能是二十年前。这扇门从二十年前青霜门覆灭那天晚上起，就再也没有被从外面打开过。
她后退两步，仰起头。二楼的窗户是关着的，木窗棂上糊着的窗纸早就烂光了，只剩下几根黑色的木条。但是窗棂里面的玻璃还在，玻璃上积了厚厚一层灰，灰上面有一道手指抹过的痕迹。新鲜的。不是今天，就是昨天。有人从里面往外抹了一把灰，像是在往外看。
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楼明之的消息，只有两个字：“到了。”
她听见他的脚步声从巷口传来。他的皮鞋踩在青石板上，节奏不快不慢，每一步的间隔都一模一样，像一个走得很慢的节拍器。他的身影从路灯底下经过时，灯光把他照出了一个轮廓——肩膀很宽，脊背挺直，左手揣在口袋里。那只口袋里有一枚五毛钱的硬币，她知道。她在很多个沉思的深夜、对峙的瞬间、危险的关头，都见过他无意识地转那枚硬币。那枚硬币是他恩师留给他的遗物之一，不值钱，但他从十六岁起就放在兜里，一直到现在。
楼明之在她身边停下，先看了看她的脸，然后顺着她的目光看向七号的门。
“四十分钟。你就一直站在这儿？”
“数清楚了。墙面一共有六处破损，门楣上的暗格是空的，门从里面被抵住了。二楼的窗玻璃上有一道手指抹过的痕迹，方向是从里往外。”她转过头看着他，眼睛在雨夜里是沉静的，没有一丝多余的情绪，“这房子里有人。不是鬼，是人。”
楼明之盯着她看了两秒。他知道她害怕。不是怕鬼——她是一个民俗学学者，研究了一辈子神鬼传说，比任何人都清楚鬼不存在。她怕的是人。怕活人。怕那些藏在空房子里、二十年来每年清明都在等一个人来凭吊的活人。但他没有点破。他只是把自己那把黑伞往她那边倾了倾，说了句：“站我后面。”
他伸出手，按在门上。门是木头的，被雨水泡了几十年，表面是软的，里面还有硬芯。他用肩膀顶住门板，膝盖微屈，力道在腰腹之间换了一下——不是蛮力，是一种很老派的顶门手法，用身体的重量而不是手臂的力量。门发出一声沉闷的**，里面有什么东西滑动了，然后轰然倒下。一阵灰尘伴着霉味呛出来，在应急手电的光束里翻涌成一片灰白色的雾。门，开了。
门厅不大，目测十来平米。地面铺的是老式的方砖，砖缝里长出了青苔，踩上去滑腻腻的。正对门口的是一面照壁，照壁上嵌着一块石刻的匾额，上面写着两个字：“霜居”。字是阴刻的，笔锋遒劲，落款处刻着一枚方印。楼明之不太懂书法，看不出是什么印；谢依兰看懂了——那枚印是青霜门的门印，她在古籍里见过拓片。
绕过照壁，是一间堂屋。
堂屋很大，挑高至少有四米，是那种老式大宅的正厅格局。正中摆着一张供桌，供桌是红木的，雕工极精，桌腿上刻着缠枝莲花纹。供桌正上方挂着一幅画像，画上是一个穿着长衫的老人，面容清瘦，三绺长须，右手握着一把剑，左手捏了个剑诀。画像两边的对联只剩下半副，上联是“剑在人在三寸气”，下联被撕掉了，只剩下残破的半截纸边。供桌上摆着三样东西：一个香炉，一对烛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