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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明之接到第七封匿名信的那天，镇江下了一场百年不遇的雨。
说百年不遇，不是形容词。镇江气象局的数据可以作证——二十四小时降雨量四百七十毫米，破了光绪二十九年以来的纪录。老城区淹了大半，市政府连夜转移了三万多人。楼明之租住在西津渡附近一栋老房子的二楼，水漫到楼梯第三级就停了，差一级没淹进门。他坐在门槛上，看着水面上漂过的梧桐叶、塑料袋和一只不知谁家冲出来的塑料凉鞋，觉得那只凉鞋像一条翻了白的鱼。
邮差是蹚着水来的。水没到膝盖，他把信举过头顶，一步一步走得像个朝圣的人。楼明之接过信的时候，信封是干的。邮差的上衣湿到了胸口。
“怎么不等水退了再送。”
“这封是挂号信。挂号信不能等。”
邮差说完就走了。蹚着水，一步一步，来的时候像朝圣，走的时候像还愿。楼明之站在门槛上，看着他消失在巷口的雨幕里。人跟人之间的差别，有时候比人跟水里的凉鞋还大。凉鞋至少知道自己为什么在水里。人不知道。
信封是牛皮纸的，跟前面六封一样。没有寄件人地址，只有收件人地址——“镇江西津渡灯笼巷17号二楼，楼明之收”。字是打印的，宋体，五号。拆开来，里面照例是一份命案卷宗的复印件。
死者叫谭伯年，七十三岁，生前在镇江南门大街开一家古董店。案发时间是三天前的凌晨，死在自己店里。卷宗里的现场照片他看了三遍。第一遍看整体——死者仰面倒在柜台和博古架之间的过道上，左手伸向门口的方向，右手握拳放在胸口。第二遍看细节——脖颈处有一道细长的伤口，切口整齐，从左耳下三寸斜向右锁骨，深度刚好切断颈动脉，不多不少。第三遍他什么都没看，盯着照片里死者握拳的右手。那只手握得太紧了，紧得不自然。人死之前握紧拳头，是痉挛。但谭伯年的拳头不是痉挛式的握法，是刻意地、一根一根收拢的那种握。像是手心里攥着什么东西。
卷宗里没有提到手心有东西。
他把卷宗放下，站起来，走到窗前。雨还在下，打在瓦片上，声音密得让人心慌。这间出租屋他住了三个月，窗外的瓦片上有青苔，青苔被雨水泡发，颜色从灰绿变成墨绿。他每天看，看到今天才发现，那片青苔的形状像一只手掌。五根指头张开，按在瓦片上，像在用力抓住什么。
人看到什么东西，往往不是眼睛看到的，是心里先有了，眼睛才去确认。他今天心里有的是谭伯年那只握紧的右手。
手机响了。
谢依兰。
“你在哪儿。”
“住的地方。”
“谭伯年的案子，你收到卷宗了？”
“收到了。”
“你能出来吗？水退了。”
楼明之看了看窗外的雨。“水没退。”
“我这边退了。南门大街地势高。”
“你怎么知道谭伯年的案子。”
电话那头停了一下。不是犹豫，是组织语言。谢依兰说话有一个习惯——从不迟疑，但会在开口前留一个很短的空白。那个空白不是犹豫，是把想说的话在心里排好队，一句一句来。
“谭伯年是我师叔的旧识。二十年前，他在青霜门所在的青云镇上开古董店。青霜门覆灭之后，他搬到镇江，关了原来的店，重新开了一家。改了名字，改了招牌，连经营品类都从杂项改成了瓷器。像是要跟过去彻底切断。”
“你怎么知道的。”
“我师叔的日记里记的。上个月我在整理他留在老宅的遗物，翻到一本1984年的账本。账本中间夹着一张便条，上面写着——谭伯年，青云镇南街37号，收老玉。”
楼明之把手机换到左手，右手伸进裤兜里。裤兜里有一枚铜钱，是恩师留给他的遗物之一。铜钱是道光年间的，正面“道光通宝”，背面满文。他不收藏古钱，也不懂。但这枚铜钱他摸了十几年，铜色从黄摸到紫，从紫摸到黑。人的手能把铜钱摸黑，也能把心去摸成硬的。
“我现在过去。南门大街几号。”
“176号。店名叫‘旧时轩’。”
“你到了？”
“到了。门口拉了警戒线，进不去。但我在对面的馄饨店里。”
楼明之挂掉电话，换上出门的衣服。外套是防水的，但袖子肘部磨薄了，雨大一点就会渗进来。他不在乎。人对一些小事不在乎，往往是因为心里装着更大的事。
南门大街176号是一栋两层的民国老楼。一楼是店铺，门面不大，木门板上了大半，只留一扇供人进出。门楣上挂着一块匾，“旧时轩”三个字，隶书，描金。金字褪了色，露出底下灰白的木胎，像是金字自己从匾上慢慢走掉了。
警戒线在门口拉了三道。最外面一道黄色的，上面印着“公安”两个字；中间一道蓝色的，什么都没印；最里面一道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