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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明之走出老码头的时候，雾开始散了。不是一下子散的，是一层一层剥开的。最浓的那一层沉到江面上，把江水罩成乳白色；中间那一层浮在半空，被江风撕成一条一条，挂在堤岸的柳树梢上；最薄的那一层升上去，化进天色里。码头重新显形——水泥墩子，系船的铁环，碎石路面，和堤岸上那排歪歪扭扭的柳树。
天快亮了。东边的天从黑色变成深蓝，从深蓝变成灰蓝，从灰蓝变成鱼肚白。江面上那层乳白色的雾被第一道晨光照透，变成淡金色。整条江像一碗被点亮的米汤。
楼明之在堤岸上坐下来。腿不是累了，是麻。在船舱里蜷了太久，膝盖弯着，血流不通，现在伸直了，血液往回冲，整条腿像被无数根针同时扎。他忍着那阵麻，把口袋里的令牌掏出来，搁在膝盖上。
天光下，令牌的颜色和船舱里不一样。煤油灯底下它是暗沉的黄铜色，晨光里它泛出一种青灰色的光泽。不是铜，是青铜。铜锈不是绿的，是深褐色的，像干涸的血。獬豸的断角在天光里看得更清楚了——断口不是齐的，是斜的，从右上斜向左下，像是被什么利器削掉的。他伸出手指，顺着断口的斜面摸过去。青铜的断面被磨得很光滑。不是打磨光滑的，是被手指摸光滑的。几十年的时间，不同的人，不同的手指，在同一个断面上反复摩挲。
程远山摸过。青霜门的老四摸过。老四的师父，那个把剑谱塞进徒弟怀里、让他从江上逃走的门主，大概也摸过。一枚令牌，传了四代人。传到老四手里的时候，青霜门已经烧成了一片废墟。传到程远山手里的时候，真凶还隐在暗处。传到他手里的时候——
他把令牌翻过来。“程”字朝上。这个字不是铸的，是刻的。用刀刻的，笔画很深，底子不平，是手工一刀一刀挖出来的。程远山把这枚令牌交给老四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坐在一个天亮前的江边，把它从口袋里掏出来，搁在膝盖上，一个笔画一个笔画地摸过去？
江风从水面上吹过来。雾散得更快了。对岸的工厂、烟囱、楼房的轮廓，从雾里一层一层浮现出来，像显影液里的相纸。晨光照在那些轮廓上，给它们镀了一层薄薄的暖色。他想起恩师程远山。
程远山退休那年，他刚进队。老刑警退休，队里照例要开欢送会。程远山说什么也不让开，说欢送什么，又不是不回来了。他一个人收拾了办公桌，把案卷码齐，把茶杯洗干净，把椅子推进桌子底下。走到门口，回过头看了一眼。就一眼。然后走了。
那天楼明之正好在走廊里碰见他。程远山穿着便服，夹着个旧公文包，和任何一个退休的老头没有区别。两个人面对面站了一会儿，程远山从公文包里摸出一样东西，塞进他手里。
“留个念想。”
是一枚青铜令牌。
楼明之那时候不知道这是什么，只是觉得沉。青铜的，巴掌大，上面铸着一只独角兽。程远山没解释，拍了拍他肩膀，走了。那枚令牌他一直收着，锁在宿舍的抽屉里，偶尔翻出来看看，始终没明白是什么意思。后来他调了单位，换了住处，那枚令牌跟着他搬了好几个地方，最后塞进一个纸箱里，压在床底下。再后来程远山死了。他赶回镇江的时候，人已经火化了。恩师的遗物被家属收走了大半，剩下一箱旧书，程远山的老伴说，你师父交代的，留给小楼。
他把那箱旧书搬回去，一本一本地翻。都是刑侦方面的专业书，页边写满批注。翻到最底下一本——《中国历代官印令牌图录》。书页折了角的那一页，印着一枚令牌的拓片。青铜质，獬豸钮，程字款。拓片下面的说明文字写着：清代江左程氏家族信物，传为明末义士程仲所铸，用以号令族中子弟，守正驱邪。后程氏家道中落，此牌流落民间，不知所终。
他放下书，去床底下翻出那个纸箱。令牌还在，裹在一块旧毛巾里。他把令牌拿出来，和图录上的拓片对照。獬豸的角，拓片上是完整的。
他手里这枚，断了一半。
楼明之把令牌从膝盖上拿起来，放回口袋。站起来，沿着堤岸往回走。走出几步，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老码头。雾全散了。那艘船不在那里了。江面上空荡荡的，只有晨光和一江黄黄的水。
谢依兰站在巷口。她换了一身衣服，深灰色的风衣，头发披下来，手里拎着两杯豆浆和一袋包子。看见楼明之从堤岸上走下来，她没动，就站在那里等着。豆浆的热气从杯口冒出来，在晨风里散成白雾。
“你怎么在这儿？”
“等你。”她把一杯豆浆递过来。“老四说你天亮前会上岸。”
楼明之接过豆浆，没喝。豆浆很烫，隔着纸杯把掌心焐热了。“老四人呢？”
“走了。船也走了。”谢依兰转过身，往巷子里走。“他说，船不能在一个码头停太久。停久了，会被人记住。”
两个人并排走进巷子。巷子是老的，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