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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的雾，从江上漫过来。
不是北方那种干燥的雾，是南方的雾，湿漉漉的，黏糊糊的，像蒸笼盖子掀开那一瞬间涌出来的白气。雾把江岸的轮廓吃掉了，把码头的水泥墩子吃掉了，把停在岸边的旧船吃掉了。只剩下声音——江水拍打堤岸的声音，缆绳绷紧的吱呀声，和远处渡轮沉闷的汽笛。
楼明之站在老码头的第三根水泥墩子旁边，大衣领子竖起来，脖子缩在里面。他在等人。
不是他要等。是那封匿名信让他等的。
信是昨天到的。牛皮纸信封，没贴邮票，没写寄件人，只有收件地址——他租的那间老房子，连门牌号都写得一字不差。信封里只有一张照片，和一截报纸边角。照片拍的是老码头，第三根水泥墩子，墩子上用白油漆画了一个叉。报纸边角上印着一行字，是《镇江晚报》的寻人启事栏，被人用红笔圈出来一条——“老码头，三号墩，廿三日子时。带灯。”
廿三日。今天。
子时。还有一个钟头。
楼明之从大衣口袋里摸出烟，叼在嘴里，没点。打火机在另一个口袋里，他懒得掏。烟叼着就行，点不点是另一回事。这是他被革职以后养成的习惯。以前在队里，他不抽烟。审讯室里嫌疑人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雾把灯都熏黄了，他坐在对面，一口都不沾。现在没人管他了，他反倒开始叼烟。不是瘾，是空。嘴里有根东西咬着，好像这一天就有了支点。
江风把雾吹开了一条缝。对岸的灯火露出来，远远的，黄黄的，在水里碎成一片。他盯着那片碎光看了一会儿，然后把目光收回来，落在脚下的水泥墩子上。
白油漆画的叉，被雨水冲淡了，但还能认出来。不是随手画的，是比着尺子画的。两条线交叉在正中间，角度精准得像测量过。
“带灯。”他把烟从嘴里拿下来，自言自语。
什么灯？手电筒？煤油灯？还是别的什么？
他没带灯。不是忘了，是故意的。匿名信让他带灯，他偏不带。倒要看看，一个让他带灯来的人，自己会不会带着灯来。
雾里传来脚步声。
不是一个人的。是两个人，或者三个人，脚步很轻，踩在码头的碎石路面上，沙沙的。楼明之的耳朵动了一下。他听出来了——走在前面的那个人，步子很稳，每一步的间隔都一样，像心跳。走在后面的那个人，步子碎，时快时慢，是个女人。
他没动。手插在大衣口袋里，烟叼回嘴里。
雾里走出两个人。
前面的是个男人。五十岁上下，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对襟布衫，手里提着一盏灯。不是手电筒，是一盏老式的煤油灯。铜灯座，玻璃罩，罩子被擦得透亮，里面的火苗稳稳地燃着，把周围的雾照出一圈淡黄色的光晕。灯座上有刻字，楼明之隔着几步远看不清刻的是什么，但他认得这种灯——民国时候的东西，他在旧货市场见过，一盏能卖到上千块。提灯的人站在雾和光的交界处，脸被灯照得一半亮一半暗。
亮的那半张脸，眉骨很高，眼窝深陷，眼珠子是浅褐色的，不像汉人。暗的那半张脸，嘴角往下撇着，法令纹像刀刻的。
楼明之没见过这个人。但他认识这个人提灯的方式——灯提在左手，高度齐腰，灯座稳得像搁在桌面上。不管人怎么走，灯都不晃。
这种提灯法，他只在卷宗里见过。
二十年前青霜门的入夜仪式。门人巡夜，提灯齐腰，灯不晃，人不出声。一步一停，三步一照。照的是黑暗里不该有的东西。
提灯的人后面，跟着一个女人。
谢依兰。
她今天没穿那件青灰色的风衣，换了一件深蓝色的布衫，袖口收紧，裤腿也收紧，像练功服。头发扎起来，露出整张脸。她的脸上没什么表情，看见楼明之也没说话，只是站在那盏煤油灯的光圈边缘，像一个从雾里长出来的影子。
楼明之把烟从嘴里拿下来。“信是你寄的？”
“是我。”提灯的人开口了。声音很低，像从胸腔深处压出来的，带着一种被岁月磨砂过的哑。“但不是我要见你。是我师父。”
“你师父是谁？”
提灯的人没回答。他把煤油灯举高了一点，光照出去，照见码头的更深处。雾里，停着一艘船。不是普通的船，是老的。木壳，平底，船头翘起来，漆皮剥落了大半，露出里面灰白的木头。船舱的门关着，门缝里透出一点光。船就停在码头边缘，缆绳系在第四根水泥墩子上。楼明之刚才竟然没注意到它。这么大的船，他刚才竟然没注意到。
不是没注意。是这艘船，像和雾长在一起。
“上船。”提灯的人说。
楼明之没动。“你师父是谁？”
提灯的人转过头，用那半张被灯照亮的脸对着他。浅褐色的眼珠子一动不动，像琥珀里封住的虫子。
“你上来，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