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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轻易放出来的淡。
楼明之把照片翻过来。背面用钢笔写着：徐振声，民国二十七年生，江苏镇江人。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如果活到现在，该有六十多岁了。他把照片转过来，盯着那张脸。直鼻梁，窄鼻翼，削瘦的下颌，小耳垂。他拿出手机，打开昨晚截下来的那帧画面。半张侧脸，拍摄于十八年前。十八年前的侧脸，花白头发，削瘦的下颌，小耳垂。户籍照片上的脸，比十八年前那张年轻了二十多岁。但鼻梁的轮廓没变，下颌的线条没变，耳垂的形状没变。
他把手机和照片并排放在桌上。日光灯管的冷光落在两张相距三十多年的面孔上。是同一个人。徐振声，青霜巷37号的户主。青霜门覆灭案的核心人物——那个叫徐三的男人。
档案袋里还有别的东西。他继续翻。一份暂住证申请。八十年代中期，徐振声申请去云南暂住，理由写的是“探亲”。探亲。他在云南有亲。申请表上盖了章，批准了。暂住期限是六个月，但他去了多久，什么时候回来的，档案里没有记录。一份户籍变更登记。九十年代初，青霜巷37号的户籍被注销，原因是“房屋拆迁，户主迁出”。迁出地址是空的。迁往何处，没有填。档案到此为止。一个人的一生，几页纸就装完了。
楼明之把档案袋放在桌上，手指在桌沿上轻轻敲着，一下一下。他在想一个问题。徐振声的户籍档案里，配偶栏是空的，子女栏是空的。但谢依兰说过，她师叔是青霜门的遗孤。遗孤，意味着有父母。如果徐振声就是她师叔，那他的配偶和子女呢？是从来没有，还是被抹掉了。
他把档案袋翻过来。袋子的右下角，有一行小字。不是打字机打的，是手写的，蓝黑墨水，字迹很淡，像被什么东西擦过，但没擦干净。他凑近了看。
“徐振声，妻：顾氏，殁。子：徐迟，1985年迁出。”
楼明之盯着这行字。殁。死了。妻子死了。儿子徐迟，1985年迁出。1985年，徐迟多大？档案里没有徐迟的出生年份。如果按徐振声的年龄推算，一九八五年的徐迟，大概二十岁左右。迁出。迁去了哪里？为什么迁出？他还在不在？这些问题，这份档案回答不了。
他把档案袋里的东西全部拍下来，每一页，每一个章，每一个手写的字。拍完，把档案原样装回去，棉线重新绕好，放回铁皮柜里。关上柜门的时候，铁皮发出一声很轻的嗡鸣，像钟声的余音。
他走出档案室。走廊里很安静。经过前台的时候，那个圆脸姑娘正在接电话，声音压得很低，说的是本地话，软绵绵的。他经过时她抬头看了他一眼，冲他笑了笑，他也笑了笑。走出派出所大门，外面的阳光很亮，晃得他眯了一下眼睛。街上人不多，有个卖烤红薯的推着车经过，铁皮炉子上架着烤好的红薯，皮焦了，裂开，露出里面金红色的瓤，甜味被风吹散，飘了半条街。
他站在派出所门口的台阶上，把刚才拍的照片给谢依兰发了过去。附了一句话：你师叔可能有个儿子。发完他把手机揣回兜里，走下台阶。烤红薯的大爷正把车停在路边，揭开炉盖往里添炭。炭火的红光照在他脸上，皱纹被映得一明一暗的。楼明之走过去，买了一个。红薯烫手，他在两只手之间倒来倒去，撕开焦皮，热气涌出来，甜味直往鼻子里钻。他咬了一口。烫。舌头被烫了一下，他嘶了一声，没吐，含着。手机在兜里震了。
谢依兰的回复，只有一行字：你在哪。我过来。
他们约在青霜巷旧址附近的一家茶馆。茶馆不大，开在一栋老房子的二层，木楼梯踩上去咯吱咯吱的，扶手上的漆磨掉了，露出里面深色的木头。窗户是木棂的，玻璃擦得干净，能看见对面的青霜巷。巷子已经不是巷子了。拆迁之后变成了一片商业街区，青砖灰瓦仿古建筑，挂着红灯笼，LED灯带沿着屋檐走了一圈，天一黑就亮起来，把整条街照成暖黄色。街上人来人往，有人举着手机拍照，有人站在奶茶店门口排队。青霜门原来的位置，现在是一家连锁火锅店。匾额是新的，黑底金字，写着“蜀味轩”。字体是电脑里的行楷，工整，光滑，没有一丝手工的痕迹。
谢依兰坐在他对面，面前放着一杯没动过的茶。茶叶在杯底沉着，水已经凉了。她低头看着手机屏幕上那张户籍照片。徐振声的脸在冷光里看着她。她看了很久。
“鼻梁。”她说。
“嗯。”
“跟我师叔一样。”她把手机放下，手指在杯沿上转了一圈。茶杯是粗陶的，釉色是青灰色的，杯壁上有一颗烧制时留下的小砂粒，凸起来，她无意识地用指腹摩挲着那颗砂粒。“但师父从没提过他有儿子。”
楼明之把红薯掰成两半，一半推到她面前。“也许你师父不知道。”谢依兰拿起那半块红薯，没吃，搁在茶杯旁边。红薯的热气跟茶水的凉气搅在一起，在两人之间升起来，散开。
“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