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7章史家巨匠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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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回到长安，向汉武帝复命。这次出使西南，不仅让司马迁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更让他对西南地区的历史、地理和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为他日后撰写《史记·西南夷列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春天，汉武帝东巡渤海后，在泰山举行了隆重的封禅大典。封禅大典是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大典，象征着帝王的功德得到了天地的认可。
    司马谈作为参与制定封禅礼仪的官员，本应跟随汉武帝前往泰山参加大典。然而，他却因病留滞在周南（今河南洛阳一带），未能继续前行。想到自己一生致力于史学研究，却无法亲眼见证这一盛大的历史时刻，司马谈心中愤懑不已，病情也因此加重。
    此时，奉使西南的司马迁在完成任务后，正日夜兼程地赶往泰山，准备参加封禅大典。当他行至洛阳时，却得知了父亲病重的消息。他心急如焚，立即赶往父亲的住处。
    见到父亲时，司马谈已经奄奄一息。他拉着司马迁的手，眼中充满了遗憾和期望，对他说：“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舜、夏禹时就取得过显赫的功名，主管天文工作。后来衰落了，难道要断送在我这里吗？你继为太史，就可以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如今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到泰山封禅，而我不得从行，这是命中注定的啊。我死以后，你一定会做太史；做了太史，你千万不要忘记我要编写的论著啊。况且孝，是从侍奉双亲开始的，中间经过事奉君主，最终能够在社会上立足，扬名于后世，光耀父母，这是孝中最主要的。天下称颂周公，是说他能够歌颂周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召的遗风，使人懂得周太王、王季的思想以及公刘的功业，以使始祖后稷受到尊崇。周幽王、厉王以后，王道衰落，礼乐损坏，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文献典籍，振兴被废弃了的王道和礼乐。整理《诗》《书》，著作《春秋》，直到今天，学者们仍以此为法则。从鲁哀公获麟到现在四百多年了，其间由于诸侯兼并混战，史书丢散、记载中断。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贤明的君主、忠义的臣子的事迹，我作为太史而不予评论记载，中断了国家的历史文献，对此我感到十分不安，你可要记在心里啊。”
    司马迁跪在父亲的床前，泪流满面，哽咽着说：“小子虽然不聪敏，但是一定把父亲编撰历史的计划全部完成，不敢有丝毫的缺漏。”
    不久之后，司马谈便与世长辞。父亲的临终嘱托，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司马迁的人生道路。他暗下决心，一定要继承父亲的遗志，编撰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以实现父亲的愿望，也为后世留下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此后，司马迁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史记》的编撰工作中，即使后来遭受了宫刑这样的奇耻大辱，也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理想。
    汉武帝时期，汉朝国力鼎盛，文化繁荣，史称“汉之得人，于兹为盛”。长安作为帝国的都城，更是成为天下贤能之士的汇聚之地。司马迁因在长安任职，有幸结识了当时众多的学界泰斗和社会名流，这为他的学术成长和《史记》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些贤才中，贾谊之孙贾嘉继承了祖父的才华，精通儒家经典，对历史有着独到的见解；公孙季功（一说为公孙弘）学识渊博，深谙政治谋略，曾在汉武帝时期担任重要官职；樊哙之孙樊他广将门之后，不仅勇武过人，对汉初的历史典故也了如指掌；平原君朱建之子、冯唐之子冯遂、田叔少子田仁等，也都是当时的才俊，各有所长。此外，梁人壶遂、杜陵苏建等人，也与司马迁交往甚密，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学问，交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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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这些贤能之士中，对司马迁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董仲舒和孔安国。董仲舒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他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被汉武帝采纳，成为汉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孔安国则是孔子的后人，家中藏有当世失逸的《古文尚书》十余篇，并且兼通今古文学，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家。
    司马迁曾与上大夫壶遂讨论文学时说过：“我听董生说：‘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害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这段话不仅体现了董仲舒对孔子《春秋》的深刻理解，也反映了他对司马迁的影响。
    纵观《史记》，董仲舒的公羊学对司马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公羊家颂扬汤武革命，主张以有道伐无道。这种思想成为《史记》反对暴政的思想基础。在《史记》中，司马迁对暴君如夏桀、商纣、周厉王等进行了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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