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武汉，我们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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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机里在放一首老歌，女声沙沙的，唱的是什么听不太清。车窗外的街道还是空的。路过一个公交站的时候，李明远看到站台上站着一个人。一个中年女人，戴着口罩，手里举着一块纸板。纸板上写着字，车开得太快，他看不清写的是什么。只看到最后三个字——“谢谢您”。
    到医院门口的时候，司机充满疲惫的声音传了过来，“谢谢你医生，感谢你们来帮助我们。”
    走进医院门厅看到一个巨大的鱼缸。
    这是李明远走进来注意到的第一件东西。不是预检分诊台，不是地上贴着的“一米线”标识，不是墙上挂着的疫情防控流程图，不是空气里弥漫的消毒水味道。
    是那个鱼缸。
    鱼缸很高，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天花板，里面养着一群红色的鹦鹉鱼。鱼缸的灯还亮着，蓝白色的光照在水里，把那些红色的鱼照得格外鲜艳。鱼在游。它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不知道这座城市被按了暂停键。不知道穿着防护服的人在大厅里走来走去。不知道空气里多了一种叫“新冠病毒”的东西。它们只是游。从左游到右，从上游到下，吐着泡泡，摆着尾巴。
    有一条鱼停在玻璃前面，嘴巴一张一合，像是在跟李明远说话。
    他站在鱼缸前看了几秒钟。然后转过身，走向电梯。
    这原本是一家综合性三甲医院。现在，整栋楼都被改成了隔离病区。一楼大厅变成了物资存放点，成箱的防护服、口罩、护目镜垒得像一座山。纸箱上印着各种字样——“医用防护服”“GB19082-2009”“灭菌批次20200115”。有人蹲在纸箱旁边，用记号笔在箱子上写编号。笔尖摩擦纸箱的声音，吱吱的。
    电梯门上的标识是新的。红色的字，贴在银色的电梯门上——“污染区”“半污染区”“清洁区”。每一个字都有拳头那么大。红色的箭头指向不同的方向，像一张简化过的城市地铁图。
    李明远跟着医院工作人员乘电梯从六楼下来，每一层都停。四楼停得最久，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他听到走廊里传来监护仪的滴滴声，一声接一声，像某种古老的摩尔斯电码，在空气里传播着只有医生才能解读的消息。
    电梯门终于在一楼打开了。里面站着两个护士。她们穿着绿色的手术服，外面套着防护服，护目镜上全是雾气。其中一个靠着电梯壁，闭着眼睛。防护服的胸口位置用记号笔写着一个名字——刘芳。名字旁边画了一颗小小的五角星。不是规整的五角星，是随手画的，有一个角歪了，像被风吹弯的火苗。
    “几楼？”李明远问。
    那个叫刘芳的护士睁开眼，看了看他的冲锋衣，看了看他胸口的“黑龙江援鄂医疗队”字样。她的眼睛在护目镜后面亮了一下。那种亮不是灯被打开的亮，是灰烬里还有一颗火星被吹了一下的亮。
    “三楼。”她的声音沙哑，像是很久没喝水了。“ICU。”
    电梯里有四个人——两个护士，一个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还有他。四个人各自站在电梯的一角，像四颗落在方形容器里的豆子。没有人说话。只有电梯运行的嗡嗡声，和呼吸声——那种被口罩和防护服层层过滤后的呼吸声，闷闷的，一下一下的，像是在水下喘气。
    三楼到了。
    电梯门打开的一瞬间，李明远闻到了ICU的味道。不是消毒水的味道。是一种更深层的、更原始的味道——血液、汗水、药物、恐惧和希望混合在一起的味道。这种味道他在重症监护室闻了二十年，闭着眼睛都能辨认出来。
    换衣区在走廊尽头。那里被塑料布隔成三个区域——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塑料布是透明的，用胶带粘在天花板和地面上。有人用记号笔在塑料布上写了一行字：“此门常闭”。四个字写得很大，笔迹潦草，写到最后一个“闭”字的时候墨水快没了，笔画断断续续的。
    李明远开始穿防护服。
    一层。
    洗手衣。蓝色的，棉质的，洗了无数次，领口的松紧带已经松了，套在脖子上有点垮。
    二层。
    隔离衣。白色的，后面系带。他反手系带的时候，手指够不到最上面那根。他试了两次，指尖碰到了带子，但捏不住。
    “我来。”
    是那个叫刘芳的护士。她从他身后走过来，两根手指捏住带子，绕了一下，打了个结。动作很快。快到他不确定她有没有真的打结。
    “你是黑龙江来的？”她问。声音从他的背后传过来。
    “哈尔滨。”
    “冷吧？”
    “习惯了。”
    三层。
    防护服。白色的，从头裹到脚。他把腿伸进去，拉上来，套上袖子。防护服的材质是不透气的，穿在身上沙沙作响，像穿了一件用塑料袋做的衣服。拉链在胸前，从胸口拉到下巴。他拉得很慢，一格一格地拉，怕拉坏了。拉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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