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武汉，我们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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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鼓掌。有人吹了一声口哨。那些哭声、笑声、掌声、口哨声搅在一起，在大厅高高的穹顶下盘旋，像一群找不到出口的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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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明远的脸红了。
    他今年五十七岁，头发白了大半，心脏里装着一根支架，是一个七岁孩子的爷爷。此刻他站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的出发大厅里，脸红了。红从脖子根漫上来，漫过下巴，漫过脸颊，漫过耳朵尖。他低下头，摸了摸被亲过的脸颊，像是那里还留着温度。
    “你干什么？这么多人。”她小声说。声音小得只有他能听见。
    王淑芬瞪了他一眼。
    眼眶红红的。红血丝从眼角蔓延到瞳孔边缘，像一张细密的网。但她的嘴角是弯的。弯得像一道月牙，弯得像三十一年前她在民政局门口的那个笑容，弯得像她第一次抱着儿子的那个笑容。
    “亲我老婆，怎么了？”
    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像钉子钉进木头里，一下，又一下。
    李明远笑了。
    他笑的时候，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一张揉皱后又摊开的纸。他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不是眼泪——至少他不承认那是眼泪。他说是眼镜片反光。他说是灯光。他说是风吹的。他说了很多理由，没有一个是真的。
    “走了。”
    他转身。
    转身的动作很快很坚定，他的背比三年前更驼了，冲锋衣穿在身上有点空荡荡的，肩膀那里垮着，像衣架不够宽撑不起来。他的脚步很快，快到陈雨要小跑才能跟上。
    走了几步。
    然后他停下来。
    转过身。
    大厅的灯光在他身后，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的影子从地砖上铺过去，铺过那些行李箱的轮子，铺过那些贴着红色标签的拉杆，铺过那些沾着雪水和泥印的鞋底，一直铺到王淑芬的脚边。
    他朝她挥了挥手。
    手举得很高，举过头顶，像在很远很远的距离外打招呼。其实他们之间只隔了十几米。十几米，走回去只要十几步。但他没有再走回去。他只是站在那里，举着手，嘴唇动了一下。
    她没听清他说了什么。
    大厅太吵了。广播在播登机通知，有人在喊“快点快点”，行李箱的轮子在地上滚，一个孩子在大哭。所有这些声音加在一起，把他说的话淹没了。
    但她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两个字。
    等我。
    然后他转身，消失在登机口的方向。
    王淑芬站在原地。
    她没有追上去。没有喊他的名字。没有哭。她只是站在那里，穿着那件红色的羽绒服，像一根钉在地上的路标。人群从她身边流过，拖着行李箱，挎着背包，抹着眼泪。她一动不动。
    站了很久。
    久到大厅里的人换了一拨。久到广播里念完了所有乘客的名字。久到保洁员推着洗地机从她身边经过，洗地机的水渍在地面上画出一道弧形的湿痕，湿痕慢慢干了，变成一道几乎看不见的印子。
    她还在那里。
    红色的羽绒服在灰白色的大厅里，很显眼。
    像一团火。
    像一座灯塔。
    像一个在风雪夜里亮着灯的窗口。
    武汉。
    飞机降落的时候，李明远透过舷窗看到了这座城市的轮廓。
    从万米高空看下去，武汉像一个巨大的棋盘。长江和汉江是棋盘上最粗的两道线，把城市切成三块。桥是细一些的线，跨过江面，把被切开的部分重新缝合起来。房子是棋盘上的棋子，密密麻麻的，灰色的白色的红色的，排成没有尽头的队列。
    但他看到的不是这些。
    他看到的是一座被按了暂停键的城市。
    天河机场的跑道上停满了飞机。一架挨着一架，翅膀几乎碰到翅膀。那些飞机涂着各家航空公司的标志——红色的是南航，蓝色的是海航，绿色的是川航，白色的是厦航。它们肩并肩停在那里，像一排睡着了的大鸟。有的飞机的发动机上罩着黑色的防雨布，布上积了雨水，反射着灰色的天光。有的飞机的舱门开着，舷梯没有收，像一只鸟半张着嘴。
    没有一架在动。
    航站楼里没有人。
    不是人少，是没有人。自动步道空转着，橡胶履带一圈一圈地循环，发出单调的摩擦声。值机柜台的屏幕全黑着，上面贴着一张A4纸，写着“暂停服务”四个字。行李转盘静止不动，上面躺着一只没有人认领的红色行李箱，箱子上系着一条黄色的丝带。丝带的一端垂下来，在空调的风里轻轻晃动。
    只有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
    白色的防护服从头裹到脚，拉链从下巴拉到脚踝，接缝处用胶带封死。护目镜后面的眼睛看不清，防溅面屏反着光，把他们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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