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4章终章一·巴黎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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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规范来执行。
    他甚至在巴黎第八区租下了一整栋办公楼的第四层作为办公室，窗明几净，地板锃亮，打字机的嗒嗒声从早响到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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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从前跟他一起在公使馆做随员的年轻人，有的回国了，有的去了别的行业，还有几个留了下来，成了通运公司的第一批正式雇员。
    这其中有不少人，是通过“勤工俭学”来到法国的。
    一九二〇年代初，近两千名中国青年远渡重洋，来到法国“勤于做工、俭以求学”，一边在工厂和农场劳动谋生，一边自学法语、钻研技术、探索新知。
    这批人里后来走出了不少对中国近代史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人物。
    顾言深的公司收留了他们中的一小部分，安排在通运公司或法商中印公司做着抄写、翻译、跑腿的差事，管吃管住，月发工钱，逢年过节还能领到一份红包。
    青瓷和顾言殊主编的《华工周刊》——后来又改名叫《醒报》，也不时有这些年轻人投稿。
    他们写自己在工厂里的见闻，写法国的劳工运动，写自己对救国道路的思考。有些稿子写得稚嫩，但里面有一种滚热的、不加掩饰的东西，让青瓷想起自己二十几岁时坐在北平老宅的窗前，隔着落了锁的房门陪顾言深说话的那些夜晚。
    《华工周刊》到这个时候已经办了快十年。它起先是一份油印的小报，印数不过五百，读者局限在巴黎几个华人聚居区的狭小圈子里。
    后来逐步转为铅印，发行量一度突破三千份，读者从华工扩展到华侨、留学生、商人，甚至一些对中国感兴趣的法国人。
    沈青瓷在这份报纸上倾注的心血，不比顾言深在通运公司上花的心思少。
    每一期的稿件，她都要从头到尾过一遍。大到社论的立场和措辞，小到标点符号的错误，她都不放过。
    她的稿纸上永远是一片密密麻麻的修改痕迹，红笔圈了又圈，墨笔删了又删，像一张被反复折叠后摊开的旧地图。
    顾言殊管发行和外联，跑印刷厂、跑邮局、跑发行渠道，在市井和商场之间往来奔忙，那份当初用来画画的手，后来握得最多的是合同、账单和借据。
    姑嫂二人的分工，在这十年间逐渐定型，也渐渐默契。
    青瓷坐得住。她可以在一张书桌前待上一整个下午，把一篇稿子改上七八遍，直到最后一个句子读起来顺了才放手。
    阿沅偶尔来送茶，看到她伏案工作的侧影，总要悄悄说一句“太太，歇一歇”。青瓷头也不抬，只说一个字“好”。但这个“好”字，常常要等到两三个小时之后才能兑现。
    到了二十年代中期，这份报纸的议题已经不限于华工本身了。
    它报道巴黎和会的进程和结果，报道山东问题在外交上的狼狈处境，报道国内五四运动的汹涌浪潮。
    青瓷自己在上面写了不少文章，措辞没有当初写《沉默的十字架》时那样激烈，但锋利一如既往。她不再用感叹句了，年轻时还会情不自禁地写下几个感叹号，到了三十岁以后，她的文章里连问号都不大用。
    这几年的连轴转，把她的身子慢慢地、不知不觉地拖垮了。
    她要强，不肯说。阿吉端上来的汤，她一口一口地喝，顾言深劝她早睡，她说“好”，但书房里的灯照旧亮到后半夜。
    她的肺在那些奔波于巴黎雨夜的深秋里落下了病根，一直断断续续地咳着。每逢换季便加重，咳到气喘，咳到蹲在路边直不起腰，缓一口气，站起来，继续走。
    当初生润润时留下的隐疾，也在这些年的操劳中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展露了出来。
    起初只是腰酸，后来变成经年的隐痛，再后来，痛起来的时候整个人都蜷在椅子里，面色苍白，额上渗出一层细密的冷汗。她不跟顾言深说。她觉得那不是什么大毛病，不是什么值得让他在外面奔波了一天之后还要操心的事。
    但瞒不过身边的人。阿沅每次看到她疼得脸色发白，就去给她灌一个热水袋，塞在她腰后。阿吉把炖了四个小时的汤端上来，碗在桌上放好，调羹搁在碗沿上，退出去，轻轻带门。
    一九二七年初，黄宝珊从纽约来信，信上措辞客气而得体，末了附了一句：“姐姐的身体若不见好，不妨来纽约看看。这边的医生比起巴黎来，总归是强一些的。我帮你安排。”
    青瓷把信折好，放在书桌的抽屉里，没有回。
    又过了一阵子，宝珊的信又来了。这次没有那句“不妨来纽约看看”了。开头便是：“船票我替你订好了。你什么都不用操心，带着润润来就是。”
    青瓷看着那行字，看了两遍。宝珊的脾气她太清楚了。
    那天晚上，她跟顾言深说了。
    顾言深坐在书房那把老旧的橡木椅子里，听着。是他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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