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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寒松晚翠绝粒殉苍(第1/2页)
一
民国九年春，北平西城绒线胡同一座静谧的四合院里，一株老海棠开得正盛。昔日的“散原精舍”主人，如今成了这座旧都里备受尊崇的诗坛耆宿、旧学象征。
庭院深深，书房古雅。已近七旬陈三立须发尽白，然精神矍铄，目光依旧锐利沉静。他每日作息规律：晨起临帖，上午会客或处理书信，午后小憩，傍晚散步庭中，夜间则或读史，或与来访的文人学者谈艺论学。诗作愈发炉火纯青，早年“同光体”的奇崛逐渐内化为一种浑融老辣的境界，将个人身世、家国沧桑、文化忧思与对自然生命的感悟，不着痕迹地化合于精严的格律之中。
这一日，午后客至。来者竟是胡适之。时年未满三十的胡适，已是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主将、“文学革命”的旗手，名动海内。他身着浅色长衫，戴着金丝眼镜，态度谦和而自信。
“散原老前辈，晚辈胡适之，久仰大名，特来拜谒。”胡适拱手为礼，言辞恭谨，目光中带着对这位旧派诗坛领袖的好奇与尊重。
陈三立早已闻知这位“新文化运动”健将的大名及其“打倒孔家店”等惊世骇俗之论。他并未因对方是“新派”而倨傲，亦未因年辈悬殊而怠慢，起身延客入座，命仆人奉茶。
“适之先生学界新星，倡导新风，开一代气运，老朽虽蛰居旧屋，亦有所闻。”陈三立语气平和，“今日光临寒舍，不知有何见教？”
胡适微笑：“前辈过誉。晚辈于新文学提倡不遗余力，然于旧体诗词之精妙，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前辈诗名卓著，为海内宗匠，特来请教作诗之道，亦想聆听前辈对新旧文化嬗变之卓见。”
陈三立看了胡适一眼，缓缓道：“诗之一道，贵真性情，贵有境界。老朽之诗，不过自写胸臆，感时伤事，不足为法。至于新旧文化，”他顿了顿，“老朽以为，文化如长河，有源有流，有承有变。骤然截断源流，全盘另起炉灶，恐非易事，亦未必是福。新文化之倡，引入西学，开阔眼界，涤荡陈腐，其功自不可没。然若因此而尽弃数千年文明积淀，鄙薄先贤心血，则未免偏激，恐成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胡适认真倾听，点头道：“前辈所虑，自有道理。然中国积弱，病根之一即在旧文化之惰性太重，禁锢人心。非施以猛药，不能起此沉疴。矫枉难免过正。至于‘尽弃’，实非我辈本意。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去芜存菁，使其与现代文明接轨，正是晚辈近来所倡导者。”
“整理国故，此议甚好。”陈三立颔首，“去伪存真，考镜源流，本是乾嘉诸老所长。能以科学方法加之，更进一层，善莫大焉。然‘整理’非‘打倒’，‘接轨’亦非‘取代’。譬如语言，白话自有其生命力与普及之便，然文言典籍乃文明载体，其精微处，白话恐难以尽传。又如伦理，旧礼教固有糟粕需剔除，然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乃维系社会之基本纲维，岂可一概弃之？”
两人就新旧文化、文学革命、传统价值等问题，进行了一场平和而深入的对话。胡适雄辩滔滔，引证西方实例；陈三立则引经据典，剖析本土经验。观点虽不尽相同，但彼此尊重，言辞恳切。胡适对陈三立的学识涵养与通达见解暗自钦佩，陈三立亦觉此青年才俊见识不凡，非一味鲁莽灭裂之辈。
临别时，陈三立赠胡适一部新刊的诗集，题签曰“适之先生郢正”。胡适郑重接过，道：“前辈风范，晚辈心折。他日有暇，当再趋聆教益。”
送走胡适，陈三立回到书房，若有所思。长子陈衡恪问：“父亲观胡适之此人如何？”
陈三立沉吟道：“聪明绝顶，学贯中西，有抱负，有胆识。其所倡新文化，于扫除暮气、促进思想解放，确有推动之功。然……其主张过于急切，对旧文化批判有余，理解不足，恐易流于肤浅与破坏。文化更新，非一蹴而就，需长期浸润、自然演化。年轻人锐气可嘉，然亦需时间沉淀。且看其日后如何吧。”
这次会面，成为民国文化史上新旧两代代表人物一次标志性的交流。陈三立并未因胡适的“新潮”而拒斥，反而在对话中展现了旧学深厚者的从容与洞见。而胡适对陈三立的尊重，也部分修正了外界对新文化人“全盘反传统”的刻板印象。
二
然而，平静的学者生活，很快被日益紧迫的家国危机所打破。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悍然侵占中国东北。消息传来，举国震惊，悲愤莫名。
时年七十八岁的陈三立，闻此噩耗，如遭重击。他连日不食，深夜难眠，常对家人悲愤言道：“倭寇野心，由来已久！甲午之耻未雪，今又夺我东三省！政府不抵抗，坐视山河破碎，此诚奇耻大辱！我华夏子孙，何颜立于天地间！”
他将满腔忧愤，倾注于诗篇之中。作《闻辽东警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