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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鑫看向邓丽君：“邓小姐，永春那些阿婆们唱的、快要失传的闽南童谣，你录下来的那些磁带，能借出一盘吗？”
邓丽君颔首：“能。挑一盘最老的，那位九十八岁的陈阿婆唱的《月娘光光》。她去年冬天走了，那是她清醒时，最后一次对着录音机唱歌。”
赵鑫转向谭咏麟：“阿伦，你珍藏的那张‘旧船票’复印件，肯借吗？”
谭咏麟愣了下，随即笑了：“那破纸片你也看得上？”
赵鑫正色道：“那张船票背面，你父亲用毛笔小楷写着‘若能生还，当以歌报’。八个字。那是许多故事的起点，是许多‘河流’的‘源头’。”
谭咏麟笑容敛去，郑重地点点头。
从贴身内袋取出一个塑封袋，里面一张泛黄纸片的复印件，被保存得平平整整。
他将其放在石板上。
最后，赵鑫的目光落在威叔身上：“威叔，木盒里的东西…能借几样吗？”
威叔一直站在凤凰木的荫蔽下，怀中紧抱着那只桃木盒。
他低头，看着盒盖上被岁月摩挲得温润如玉的纹理，看着那枚沉默的黄铜搭扣。
许久，他抬起头，昏花的老眼迎着光：“赵总，您要借哪几样？”
赵鑫报出名字，声音清晰：“周伯那封来自槟城的信。槟城阿伯孙女抱着铁盒，在大学门口的照片。张爱玲留下的那张‘破了的地方能看见光’的字条。小津安二郎坐在缘侧看树的背影照。谢晋先生《家的伦理学》手稿复印件。还有…那瓣一九八一年秋天，您收进来的凤凰木落花。”
威叔听完，沉默地点头。
他蹲下身，打开木盒，像进行一场仪式，将那些物件一样样取出，在石板上排开：
周伯脆薄的信笺、照片上灿烂的笑脸、张爱玲清瘦的字迹、小津安二郎永恒的静谧、谢晋力透纸背的思考、那瓣颜色从深红褪至淡粉、薄如蝉翼的落花。
阳光慷慨地洒落，每一件物品都仿佛在呼吸，泛着属于自己的、微弱而固执的光晕。
赵鑫凝视着它们，良久，才开口：
“第四个单元，就放这些。加上许导的五色卡片，国荣的笔记本，邓小姐的童谣磁带，阿伦的船票。”
黄沾在一旁，声音罕见地低沉：“阿鑫，这些东西…可都不是电影啊。”
赵鑫：“它们是电影的根，是年轮最中心的那一圈。”
他指向那五张颜色卡片：“这不是简单的美术设计。这是为一段没有颜色的历史，重新赋予感官的尝试。蓝屋的沉默、白楼的重量、红楼的并置、青庐的苦味、黄宅的撕裂；当观众在巴黎的展厅里，同时看见这五种颜色，他们会明白，电影如何用最具体的感官，去打捞最抽象的历史。”
他指向自己的剧本手稿：侯孝贤执导的《家庙》，阐述了一个主题，家，乃人序之器，也是人序之海。欧洲人的上帝，被他们杀死后，他们惊呼自己的精神在流浪。我们何尝不是通过家庙这部电影，看到了自己的精神残影。
他指向周伯的信：“这是一个离散半生的人，在生命尽头，写回原乡的第一行，也是最后一行字。”
指向那张照片：“这是记忆被下一代稳稳接住、并朝着未来微笑的瞬间。”
指向张爱玲的字条：“这是一个终生凝视人性深渊的写作者，在绝望处，为自己、也为后来者，指出的一线微光。”
指向小津安二郎的背影：“这是一个导演，用一生反复拍摄同一个家庭故事，只因他深信，那个关于秩序、亲情与失去的故事，远未讲完。”
指向谢晋的手稿：“这是一粒被时代风雨裹胁、却执意要埋进土里的思想种子，它在等待合适的土壤与气候。”
指向那瓣落花：“这是一棵沉默的树，每年如期盛开，又毅然落下。有人看见，有人走过，有人将它拾起，收进木盒，成为‘记得’的凭证。”
指向谭咏麟的船票：“这是一句在惊涛骇浪中许下的承诺，它让一个家族的后人，真的用歌声，报偿了那片再也回不去的土地。”
指向邓丽君的磁带：“这是一个世纪老人，用她最后的、清晰的气息，为即将消失的乡音，留下的永恒刻度。”
指向张国荣的笔记本：“这是一个敏感的年轻人，用他最诚实的笔触，为一段共同走过的、充满创造与寻找的岁月，留下的私人编年史。”
他抬起头，目光拂过每一张熟悉的面孔。
“这些东西，本身不是电影。但它们让电影成为可能。没有这五种颜色对五感的唤醒，没有这些泥土下的根须、这些暗处的涌动、这些具体的信物与誓言，就没有《槟城空屋》里那声无声的叹息，没有《故土之心》中那滴沉重的泪，没有红磡体育馆里，那万千人合唱时，脚下地板的微微震颤。”
凤凰木下，时间仿佛凝固。
只有光在移动，叶苞在无声地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