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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和潜力的优秀人才。那个时期，人们投身于科研事业并非仅仅源于个人兴趣爱好或者职业责任感那么简单，更多地还是因为内心深处对于学术知识的尊崇与敬仰之情所驱使。尽管当时可供支配使用的经费相对较少有限，但每一笔款项都会被精打细算并充分运用到最需要之处，从而确保最终取得的科研成果既坚实又可信。
不过，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一切事物皆已今非昔比面目全非。当今时代，各个高等院校彼此之间正展开一场惊心动魄异常惨烈的白热化竞争大战：相互比较各自的综合排名高低优劣、竞相争抢各类荣誉称号及头衔、极力争取获得充足丰厚的财政资助金额、盲目追求发表大量学术论文以增加数量优势、不断比拼承担主持国家级重点重大课题项目等等不一而足。
表面上来看，上述这些似乎只是一些再平常普通不过的数字指标而已，但实际上在这一个个简简单单的数据背后却潜藏着一股无法估量难以小觑的强大力量——它们将直接决定影响到一所高校在社会各界中的地位威望、领导层政绩考核评价结果好坏程度乃至其他诸多珍贵稀有资源能否得到科学合理有效分配利用等一系列至关重要的问题环节。有鉴于此，曾经一度保持清正廉洁纯净无瑕的神圣学术殿堂如今也逐渐身陷囹圄，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这场弥漫着浓厚功利主义气息的惊涛骇浪之中去了。
曾经以探求真理、开拓知识疆界为使命的科学研究如今已沦为一种工具手段，其目的仅仅在于满足各项硬性指标要求、冲击更高的排名位置并获取诱人的头衔荣誉罢了！与此同时，教育也背离了它应有的本质意义和价值观念——传授知识、培育人才已不再是首要目标，取而代之的则是如何去完成规定好的授课时数、应对各类评估检查而已。这样一来，整个大学校园里弥漫着一股浓厚的商业气息，到处充斥着庸俗、浮夸且急于求成的风气。
更为糟糕的是，行政管理所制定出的一系列量化指标竟然凌驾于学术发展自身遵循的客观规律之上，并逐渐成为衡量一切工作成效优劣与否的唯一标准。这些量化指标往往简单粗暴，将复杂的学术工作拆解为一个个可计数、可量化的数字，诸如论文发表的数量、期刊的级别、课题的经费额度、学生升学率、专利申请数量等，却完全忽视了学术研究的长期性、探索性和不确定性，忽视了教书育人的人文性、实践性和潜移默化性。在这种“唯量化”“唯数字”的导向下，学术工作不再以追求真理、培育人才为核心，反而沦为了“凑数字”“冲指标”的功利性活动，学术精神被功利主义绑架，学术生态遭到严重破坏。
在此种情况下，资源分配自然也就更多地倾向于那些拥有显赫头衔、手握重大项目或者能够给学校“创造效益”之人身上。学校的科研经费、职称晋升名额、评优评先资格、优质办公资源等，几乎都向“头衔加持”“项目傍身”的少数人倾斜，他们凭借自身的资源优势，能够轻松完成各项量化指标，进而获得更多的资源倾斜，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
而那些默默无闻坚守讲台、兢兢业业教书育人、埋头苦干专心致志搞科研的广大基层教师，却因为缺乏耀眼的头衔、没有足够的项目经费，难以在量化指标考核中脱颖而出，反倒被无情地排挤至边缘地带，成为那个最容易被人们遗忘甚至遭受不公平对待的弱势群体。他们日复一日深耕教学一线，用心呵护每一位学生的成长，潜心钻研学术难题，却因为量化指标不“达标”，在职称晋升、待遇保障、资源获取上处处受限，甚至连基本的教学科研支持都难以获得，其付出与回报严重失衡。
某地方高校的基层教师李教授，就是这一现象的典型缩影。李教授从事基础学科教学与研究工作近30年，始终坚守在教学一线，深耕课堂，潜心育人，每年承担着学校最繁重的本科教学任务，所带学生的满意度常年位居全校前列，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毕业生，其中不乏行业骨干和学术新秀。在科研上，李教授始终秉持严谨务实的态度，专注于基础理论研究，不追求论文数量，不盲目申报各类功利性项目，多年来潜心打磨，完成了多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一篇论文被国际顶级期刊收录，却因为发表周期长、没有配套的项目经费支撑，在学校的量化考核中并未获得应有认可。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该校一位拥有“青年长江学者”头衔的张教授，虽然承担的教学任务极少，甚至常年不进课堂，却凭借自身的头衔优势，轻松拿到多项国家级、省级重大项目，每年发表数十篇“短平快”的论文，这些论文大多缺乏深度和创新性，却因为数量多、期刊级别高，在量化考核中****，进而获得了学校大量的科研经费、职称晋升优先权和各类荣誉。更令人寒心的是，李教授多次申报高级职称，均因量化指标“不达标”而落选，而张教授却在短短几年内一路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