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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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公敛处父这么说，果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将皮球踢回给了孔丘。
    这个时候，只能采取武力来解决了。同年十二月，鲁定公亲率大军讨伐成邑，结果是“弗克”。成邑太坚固了，如果不是自愿拆除，外人很难攻得进来。
    孔丘最终也没能拆除成邑。“堕三都”变成了“堕两都”，显然有些差强人意。但是如果考虑到他是百余年来向三桓开刀的第一人，而且成功地削弱了其中两家，这样的成绩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堕三都”的第二年，孔丘五十六岁，走到了仕途的最顶点。这一年春天，鲁定公命他以大司寇的身份代理宰相。
    春秋时期，各国官制互不统一，而且变动很大。鲁国在“三桓专鲁”之前，曾设有大宰，相当于宰相。三桓兴起之后，权力由公家转向卿家，大宰这个岗位逐渐荒废。孔丘“行摄相事”，见于《史记》的记载，估计也是鲁定公不敢太刺激三桓，临时想出的一个职务。不管怎么样，孔丘现在可以名正言顺地向全国发号施令，实现自己的抱负了。
    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孔丘执政后，那张素来严肃的脸上，竟然时常出现了笑容。学生们见了，表示不理解：“您不是经常教育我们说‘君子大祸临头而面无惧色，升官发财而面无喜色’吗？”孔丘的反应很快：“是这么说的。但我不是还说过‘君子高兴是因为可以礼贤下士’吗？我现在代理宰相了，可以提拔很多人才，当然高兴！”
    话虽如此，他执政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不是招贤纳士，而是诛杀大夫少正卯。
    少正，是周朝设立的官职。少正卯，有可能是以少正为氏的卯，也有可能是担任少正的卯。据记载，少正卯在鲁国是个颇有影响力的人物，经常在朝中和街头巷尾议论孔丘的新政，对其提出尖锐的批评。孔丘还在当大司寇的时候，就已经看他不顺眼。等到孔丘大权在握，少正卯仍然不知道收敛，结果惹来杀身之祸，而且被曝尸三日，以儆效尤。
    孔丘诛杀少正卯，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公案，最早见于《荀子》的记载：
    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也。”
    这段古文不难看懂。孔丘杀少正卯的理由，一言概之，“妖言惑众”。《史记》估计也是以《荀子》为蓝本，说孔丘“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
    但是宋代大儒朱熹认为此事不可信，理由是：《荀子》成书在孔丘死后百年，其间《国语》《左传》《庄子》等著作均未提到此事，《论语》也没有任何记载。试想，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连《左传》都不记载呢？
    孔丘究竟有没有杀少正卯？
    在《论语》的记载中，孔丘曾经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说过：“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意思都是君子顾全大局，能够容纳不同意见；小人务求意见一致，但是各怀鬼胎，难以团结。以此看来，孔丘很宽容，不太可能因为少正卯说了不利于他的话，就动了杀心。孔丘还说过：“攻乎异端，斯害也已。”钱穆先生翻译为：“专向反对的一端用力，那就有害了。”说明孔丘在学术上也应当是一个主张宽容的人。
    这样一位宽容的孔丘，怎么可能一旦做了大官，就采取非常残暴的手段，将少正卯给杀了呢？如前所述，公开的理由是少正卯过多批评鲁国的统治者，具有煽动性和颠覆性，很有可能动摇了统治基础。但问题是，少正卯的学问与官方的理论不一致，孔丘的学问也不过是秉承着几百上千年前的周礼，根本没有与时俱进，与当时官方的理论也不一致啊。要说批评统治者，孔丘更是批得头头是道，什么“八侑舞于庭”，什么“三家者《雍》彻”，什么“季氏旅于泰山”，全部被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口诛笔伐，他在台下的时候，对统治者的批判绝不可能亚于少正卯。因此，孔丘杀少正卯的公开理由，完全可以用在孔丘自己的身上，让人难以接受。这样一来，关于这一段历史公案的真相，《荀子》中提到的原因就令人生疑了。在本书作者看来，关于少正卯被杀的真正原因，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其中内情恐怕只能有待于先秦史料的进一步发现和解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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