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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郤宛的朋友阳令终（前任令尹阳匄之子）及其两个弟弟、大夫晋陈及其家属都在这次事变中被杀。晋陈的族人奔走相告：“鄢将师、费无极欺我主年少，祸乱楚国，蒙蔽令尹，滥杀无辜。”一时间，朝野议论纷纷，囊瓦的声望降到了极点。
沈尹戌对囊瓦说：“郤宛和阳令终有什么罪？您这么草率就杀了他们，导致流言四起，至今不休。我听说，仁者即便为了消灭谣言，也不至于要杀人。您却因为杀人而受到非议，又不想办法去弥补，让我觉得很难以理解。那费无极本来就是个小人，全楚国都知道，朝吴、大子建、伍奢等案，都是出自他的手笔。这个人遮蔽大王的耳目，使之耳不聪目不明。不然的话，以先王（指楚平王）的温惠恭俭，就算相比成王、庄王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先王之所以不能成就霸业，费无极罪不可赦！现在他又来祸害无辜，屠杀忠良，使您的名声也受到损害。您堂堂楚国令尹，怎么能够容忍这样的事？”
囊瓦听了，黯然无神。沈尹戌又说：“而今吴国新君即位，一方面励精图治，一方面整顿军备，矛头直指楚国，战事迟早要到来。您如果不抓紧时间处理好国内的矛盾，一旦吴军攻进来，内忧外患，看您怎么应付？”
囊瓦紧张了：“您说得对，这都是我的过失。”公元前515年九月，囊瓦杀费无极和鄢将师，灭其九族，这才将朝野的议论逐渐平息下来。
可以想象，这样一位囊瓦，面对伍子胥的车轮战术，是难以辨别其真实意图的。吴国犯境的警报一起，他便动员全国戒备，将主力部队派往吴楚边境待命，结果发现是虚惊一场。如此反复数次，楚国的军队被弄得疲惫不堪，老百姓怨声载道，农业生产也受到很大影响，整个国家都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
而就在此时，伍子胥给阖闾推荐了一个名叫孙武的人。
孙武是齐国人，据说也是陈氏后裔，为了躲避齐国的政治纷争而逃到吴国，在姑苏城外的穹窿山隐居，期间结识伍子胥，两人一见如故，交情笃深。
孙武给阖闾的见面礼是沉甸甸的十三卷竹简。
阖闾打开第一卷，首先映入眼帘的一句话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微微一笑，心里想，原来是推销兵法的，这话说得倒是实在，但是稀松平常。接着向下，读到“故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翻译成现代文：要从五个方面考察，对敌我形势进行分析，来判断战争的形势——一是道义，二是天时，三是地利，四是将帅，五是法度），阖闾的笑容便僵住了，换成一副惊讶的表情，胃口已经被吊起来。他继续向下，读到“道者，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所谓道义，是要使民众和君主的意愿一致，可以让他们将生死置之度外，不畏惧危险），阖闾“腾”地站起来，对孙武说：“请先生将此书留下，待寡人细细研读后再向先生请教。”
阖闾本人就是兵法家，而且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对自己的军事知识很自负。然而当他花三天三夜时间将孙武那十三卷七千多字的兵法细细读完，不禁对孙武佩服得五体投地。
在这部被后人称为《孙子兵法》的书中，孙武开门见山地指出，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是老百姓是否与君主意愿一致。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要统一思想。只有思想统一了，脑子洗干净了，自觉与君主保持高度一致了，完全拥护君主了，君主才能得心应手地使唤老百姓，要他们生就生，要他们死就死。在冷兵器时代，不怕死的队伍几乎是所向无敌的。后世儒家，对孙武的这种思想颇不以为然，认为不够仁义道德，不够以人为本，把活生生的人都当作工具来使了。
孙武又提出，所谓兵法，就是“诡道”，要想方设法迷惑敌人，让敌人搞不清楚自己的实力和意图；要“攻其不备，出其不意”，采用各种手段调动敌人，让敌人暴露出弱点，再发动进攻；要提前谋划，运筹帷幄，不打无准备的仗；要速战速决，不能久攻不下，更不能使用“添油”战术，多次征集士兵投入战争。
更让阖闾心服的是，孙武提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将准确掌握敌我情报作为战争胜负的关键性因素。孙武还提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将战争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回想当年齐桓公、晋文公称霸天下，可不就是以“谋交”为主、“攻伐”为辅吗？
再读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