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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子一个月两角钱，就是脏，住的人杂。”
“怎么走？”
“你沿着大马路走，看见一个铁桥，过了桥往左拐，闻到臭味就到了。”
阿贝道了谢，拎着包袱往码头外面走。
出了码头大门，是一条宽阔的马路。马路边种着法国梧桐，叶子被风吹得哗啦啦响。路面上跑着汽车、电车、黄包车，车夫按着铃铛从她身边冲过去，带起一阵风。
阿贝站在路边，等了好一会儿才敢过马路。
她没见过这么多车，在镇上最多就是牛车和独轮车，哪儿见过这阵仗。
过了马路，按照搬运工说的方向走。走了大概一刻钟，看见一座铁桥，桥下的河水是黑色的，漂着垃圾，臭味隔着老远就能闻到。
过了桥，左拐。
味道更浓了。
不是一种臭，是好多种臭混在一起。烂菜叶、馊饭、尿骚、还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酸腐味，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
路也变了。不再是柏油马路，而是碎砖和烂泥铺的，坑坑洼洼，昨天下过雨，积了水，水是黑的，上面漂着油花。
两边全是矮房子，用木板、铁皮、破布搭起来的，一间挨一间，密密麻麻，像是鸽子笼。头顶上拉着乱七八糟的绳子，晒着床单、裤衩、尿布，风一吹，像万国旗。
阿贝走进去。
有人蹲在门口洗脸，有人端着碗蹲在路边喝粥，有小孩光着屁股在泥水里跑，有女人扯着嗓子骂孩子，声音尖得能划破玻璃。
一个老太太坐在门槛上择菜，菜叶子扔了一地，几只鸡在抢着啄。
阿贝走过去，弯下腰：“阿婆，这附近有房子租吗？”
老太太抬头，眯着眼看她，嘴里缺了颗牙，说话漏风：“你找谁？”
“租房子，便宜的。”
“哦，”老太太往旁边一指，“往前走，第三间，门口堆着木头的那家，房东姓周，你问他。”
阿贝找到那间屋子，门口果然堆着木头，还有一堆碎砖。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光着膀子坐在门口喝烧酒，脸喝得通红，看见阿贝，眼睛一亮。
“租房？”
“有单间吗？”
“有，”周姓房东站起来，领着阿贝往巷子深处走，走到一间铁皮搭的棚子前面，推开木门，“就这，一个月两角，先付后住。”
屋子很小。
大概三步宽，四步长，一张木板床，一张瘸腿桌子，墙上糊着报纸，报纸发黄发脆，有的地方破了，露出里面的砖。屋顶是铁皮的，有几处锈穿了洞，能看见天。
没有窗户。
一开门，里面的霉味扑面而来，像是关了很久没通风。
阿贝站在门口看了看，问：“能不能便宜点？”
“一角五，不能再少了。”周姓房东打了个酒嗝，一股酒臭喷出来，“你要是嫌贵，去桥洞底下睡，不要钱。”
阿贝想了想，从口袋里摸出两角钱，递过去。
“先付一个月。”
房东接过钱，从腰带上解下一把钥匙扔给她：“钥匙就这一把，丢了别找我。”说完转身走了，走了两步又回头，“对了，晚上别乱跑，这一片不太平，丢东西是常事，丢人的也有。”
阿贝攥着钥匙，没说话。
她进了屋，把包袱放在床上，开始收拾。
屋子里没有扫帚，她就用手把地上的垃圾拢到一起，推到墙角。床板上有一层灰，她用衣服袖子擦了擦，灰厚得擦了三遍才见木头。桌子瘸了一条腿，她在院子里找了块碎砖垫上，稳了。
弄完这些，天已经快黑了。
阿贝坐在床沿上，肚子咕噜叫了一声。
她从包袱里拿出那半块干饼，掰了一小块，含在嘴里慢慢嚼。饼硬得像石头，嚼得腮帮子酸，但她吃得很仔细，一点碎渣都没掉。
吃了饼，她从怀里掏出那两块大洋，借着门缝里漏进来的光看。
大洋在掌心躺着，沉甸甸的。
她想起养父的药快吃完了，想起孙胖子的那张脸，想起黄老虎的锦绣坊。
两块大洋不够。
远远不够。
五百块大洋，她得扛两百五十趟货，一趟三天来回，要七百五十天，两年多。这还不算吃饭租房的钱。
她得找别的活干。
绣活。
她会的只有这个。
阿贝把大洋重新贴身放好，躺在床上。
铁皮屋顶上有老鼠跑过的声音，吱吱吱，爪子刮在铁皮上，声音刺耳。远处有狗叫，有人吵架，有小孩哭，有收音机里咿咿呀呀的戏曲声。
这些声音混在一起，从破了的屋顶洞里灌进来，吵得人脑子嗡嗡响。
但阿贝还是很快睡着了。
太累了。
肩膀疼得像是被人打了一顿，胳膊抬不起来，腰也酸，腿也胀。
她梦见养父，梦见养父站在船上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