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新现实主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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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余切这个作品的也不止教授们。
    余切回到社团时，发现这个教室外面，有学生很工整的用红漆抄写了“新现实主义”五个字，并且用白色薄木板作为底子。
    牌子钉在了教室外面。
    他一来，大家就非常激动的鼓掌，有个长相儒雅的师兄说：
    “来你们社团报名的人很多，我们都注意到了，原来的条件已经不能满足‘新现实主义’社团的发展，所以我们团委申请给你们配备了新的桌具。”
    是的，桌具，崭新的课桌，板凳，小黑板和粉笔，以及数量客观的文学杂志，《当代》、《十月》、《钟声》、《人民文学》……
    余切问：“这么多杂志哪来的？”
    “这都是大家自发捐出来的，余同学。”
    余切发表作品的《红岩》十月刊，就放在所有杂志的最上面。目前来看，他仍然是这个社团第一个上刊物的作者。
    哟……还有一张崭新的乒乓球桌呢。
    这得花大几十块钱吧。
    “这也是捐的？”
    “学院特批的。”
    产地是羊城的双鱼牌，仔细看，还有用于出口的DHS双鱼牌的英文标志，这种球桌只能在财大气粗的大厂里面看到，是正儿八经的大厂！
    比如燕京的人民印刷厂和雪花冰箱厂，那里工人们一干完活儿，甚至没有干完活儿，拿上拍就开始玩球。
    ——不要光说作家余切在摸鱼，事实上，我们现在的领导阶级……也就是城里的工人都在摸鱼。
    大领导乔公访日，和一大批日本商界人士会面后，日本派出浩浩荡荡的代表团考察中国各地企业，看看中国人到底是钓鱼打窝，还是来真的。
    《读卖新闻》的松永日二就跑到了魔都的一家微电子厂——这代表中国当时的最高工业水平的工厂，发现这家工厂像是一家马路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一多半不合格。
    一条生产线上，八个人在吃瓜子唠嗑，一个人在照看生产线，接着，唯一看生产线的人也烦了。
    然后他去打乒乓球去了。
    松永日二看得瞠目结舌，他就在回国的报道中写：“中国人确实会改革，不改革不行了，他们的效率已经低到令人发指。”
    余切觉得这个长相儒雅的人十分熟悉，他问：“你是谁？”
    “余同学，我是我们学校团委派来的代表，我也看了你那个《天若有情》，很喜欢，我们还带来了燕大校报的同学，想对你做一个采访。”
    余切说：“这怎么采访？”
    他意思是现在一百多个人围着我，难不成把所有人都干晾着？
    团委代表转头和校报的记者聊了几句，说：“请你对同学们讲一讲，你创办社团的宗旨吧。”
    接着团代表为这个事情定性，把调子起得很高：
    “我们燕大走出了未名诗社，朦胧诗派、走出了五四文学社，一代又一代传承……”
    “我们燕大，一直是全国年轻人的思想阵地和精神上的共同追求，现在，余同学的新现实社团，也有可能在未来成为燕大新的代表社团，影响到全国其他高校……”
    是这么回事。
    不然为什么我要创立社团呢？
    就是要用燕大辐射到全国其他年轻创作者啊……跟着我走吧，别瞎写了。
    五四文学社在多年前同样是一个普通的学生组织，但他因为其中走出的大佬太多，深刻的影响到了中国的文学发展，反过来赋予其远超出了社团的权力。
    所以余切才搞了个“新现实主义”社团嘛。只是没想到发育的这么快。
    这个教室的布局就像是一场发表演讲的大会堂，所有人都看过了自己作品，露出期待的目光，而且把自己围住。
    有很多余切的熟人，有未来的大佬，还有正在准备写小说的新秀。
    余切还没有说话，所有人叽叽喳喳等待着他，余切还没说话，所有人声音小了，余切还是没有说话，大家面面相觑，一点声音也没有了，静的像一根针掉在地上，也能咔擦一声发出听得见的响。
    余切慢条斯理的，扫过了所有人。
    俞敏宏和王锵都在那，他们头一次发觉了“沉默的力量”，这是一种可用的演讲技巧。
    俞敏宏看的浑身都热了，他压低声音：“有一天，我也会像余切一样，用不说话逼得大家也不说话！”
    王锵反驳他：“老俞，你不说话，大家只会说的更大。”
    “为什么？”
    “因为你永远不是余切。”
    还记得余切打乒乓球的球拍吗？
    斯蒂卡，那是个瑞典牌子。
    余切这个时候忽然有种狂想——有一天，我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台上，在那个地方，我是不是还带着这一副牌子，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出名写的作品吗？
    我是怎么来的？
    我怎么走到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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