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09章越王亲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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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剿江南巨贾和士绅势力后，朝廷终于迎来了多年未有的清朗政局。
    这一场雷厉风行的“肃商之战”，以苏州王越斩贺家为开端，迅速震慑了整个南直隶。
    随后各府相继整顿，顽固抗税者纷纷伏法，私运通倭的商号也被一一查封，士绅阶层原本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被彻底斩断。
    随着地方秩序恢复，百姓重新拾起信心，田畴复耕，市肆再开，街头巷尾又见炊烟起伏丶商贩吆喝，一切回归正轨。
    在这个关键时机，朝廷顺势而为，由内阁首辅徐谦牵头，会同户部丶兵部丶市舶司三方，联手推出新的商税法令。
    这一套新政，以“轻其赋丶广其征”为指导思想，保留原有地税体系，但对流通贸易重新分类，扩大税基。
    参考前朝旧例，朝廷将“商贩”按经营种类丶规模丶营地分为四等，设有低至三厘丶高至三钱不等的比例税率。
    凡有牌照商户，按月缴纳商税，税负平均分摊，既不逼良为盗，也不放纵富贾。
    为鼓励正经商户经营，大明还设立“良商册”，凡五年纳税无违，记录良好者，得优先获得官方渠道货引丶仓储执照，甚至有资格参与军需招标丶御用供货。
    对外贸易方面，朝廷则借鉴了北宋时期“榷场”制度，重设各大港口市舶司，依沿海分区设立“通番税则”，专收进出口之税。
    如广州丶泉州丶宁波三大港口，根据商品种类丶船只吨位和交易额，重新定下定额税率。
    原先混乱的折冲丶贿赂之风一去不返，市舶官员由朝廷亲派监察御史巡检，不得私改税额。
    海外商贾初时颇感震动，担忧朝廷要收网，不料新政一出，却发现规则清晰丶手续简便，反而比从前那种靠送礼打通关系丶层层剥皮的旧法来得更省钱。
    如暹罗国商船丶琉球贡队丶葡人牙行丶胡商马帮，都在新税法下顺利通关，交易繁盛，国库日进银两如山。
    新税法推行半年，仅南直隶一地，便为国库增银两千八百万。
    若加上江浙丶闽广等地的海关收入，大明国库每年稳定新增八九千万两，实为盛况空前。
    朝廷因此得以拨款修河工丶补军械丶赈灾荒丶助学堂。
    江南百姓尤其受益，织造业丶印染坊丶瓷窑丶纸坊等民营作坊重焕生机，百工安业，青壮不再逃税谋乱，反而争着纳税取信。
    各地知府更以“纳税人数增长率”“正税比重”列为考评之重，清吏清法，吏治焕然。
    坊间传言，“从前朝廷收税是收命，如今收税是收心”。
    百姓从初的观望，到后来的认可，再到如今的主动配合，皆源自一条路：“公正而有序”。
    正如徐谦在一次内阁会议上所言：
    “商者流通天下之财，税者天下安定之基。利不聚富门，税不压寒士，此乃大治！”
    后世称这一年为“大明商律元年”，更有学者将其与唐朝均田制丶宋朝市舶司并列，称为“税制三大治”。
    徐谦因此名重朝野，王越亦因“清江南贼气丶定商贾之乱”名留青史。
    而大明，从此迈入一个全新纪元：
    商路通，税赋明，国富而民强。
    ......
    自从完成对江南士绅阶层的整顿，以及推动新式商税制度之后，大明朝政坛一度回归清明。
    那是将近一年前的事了。
    这一年来，江南士绅被连根拔起，原本依附于他们的地头势力与海寇也因此失去依仗，如无头苍蝇般在沿海横冲直撞。
    他们失去了“义士”之名，再无可供遮掩的外衣.
    如今，彻底堕为真正的盗匪。
    温州郊外，三十户民宅被焚为灰烬；
    宁波港内，官府的盐仓被彻底洗劫；
    更有甚者，有贼人乔装成海商混入市井，夜间悄然出击，袭击沿海乡镇，焚学塾丶屠渔村，鸡犬不留。
    一位从福建被劫村庄中救出的老人，披头散发丶浑身血污，跪在军前，声泪俱下：
    “倭贼屠我妻儿满门！我求陛下，莫讲仁义道德，也莫再讲诏安招降,杀过去，杀到他们老巢去！”
    老百姓的愤怒，如怒涛般在南方蔓延开来。
    他们不再相信招抚，不再信任谈判，眼中只有一条路：挥军东进，征讨倭邦！
    民意在身，首辅徐谦上疏言道：“倭患一日不除，我海疆终不得安宁！”
    “自太祖皇帝立国起，便施海禁以固疆界，然则百余年来，东夷愈发猖獗，今我大明国力正盛，若再忍气吞声，只是白白耗费钱粮，不若主动出击，荡平外夷，还天下一个安宁乾坤！”
    成化帝朱见深听后，沉吟许久。
    次日，召越王徐闻入殿密议。
    这位九朝老臣，虽八十余岁，白须如雪，却仍目光炯炯，精神矍铄，毫无衰老之态。
    徐闻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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